2009年4月8日,国务院决定推出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并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五个城市开始实施,当年实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35.8亿元。201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额达到6.04万亿元。截至2019年末,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全球市场份额1.94%,人民币跨境支付在国际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我国正在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跨境人民币结算是关键的一步。目前,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尚处于成长期,它必然会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而逐步发展成熟,结算规模也将进一步得到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壮大离不开金融系统的支持,随着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扩展至全国,选择省际数据探讨金融发展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就存在一定的研究意义。金融发展在“量”和“质”方面可以分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而影响关系又可以分为直接效应影响关系和间接效应影响关系,间接效应关系又可以分为基于不同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关系。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了金融发展对跨境人民结算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影响关系,同时又可以细化为金融发展规模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直接和中介效应影响关系,以及金融发展效率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直接和中介效应影响关系。具体来看,本文确定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确定文章的研究方法、内容、研究思路和框架,阐述文章的可能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一是论述文章的理论基础,包括货币竞争理论、货币选择理论、跨境货币结算效应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石。二是笔者从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因素、跨境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经济金融发展与跨境人民币结算、在离岸市场联动效应、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等六个方面梳理了国内外现有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评述,并确定研究方向。第三章,金融发展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关系分析。一是论述了跨境人民币结算发展概况和存在问题分析,其中概况方面介绍了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发展进程、人民币国际支付的全球排名、国际市场份额及离岸市场等情况;问题方面包括跨境人民币结算实际收支失衡、人民币回流机制有待完善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三个主要问题。二是结合发展概况和存在问题分析,引出金融发展对跨境人民币结算存在影响关系,同时结合相关文献和理论认为影响关系应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关系,其中间接关系是指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国家经济实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和产品差异化程度进而产生对跨境人民币的影响。三是金融发展方面,考虑应从“量”和“质”,即规模和效率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同时在间接影响关系中,由于传导的中介变量和影响路径不同,应考虑具体的中介效应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总体上包括了金融发展规模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直接和中介效应,及金融发展效率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直接和中介效应。其中,在直接效应关系研究中,金融发展规模应考虑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线性影响关系和“阈值效应”关系;在中介效应关系研究中,金融发展规模的中介效应关系应以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而金融发展效率的中介效应关系应以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资本边际产出率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第四章,金融发展规模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关系分析。本部分一方面将金融发展规模划分为银行业规模、股票市场规模和金融集聚规模,又将金融集聚规模划分为银行业集聚规模与证券业集聚规模,分别研究了它们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直接和中介效应关系。直接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一是金融发展规模能够促进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的增加,同时金融发展规模对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还存在“阈值效应”。二是银行业规模的提升能够增加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但又存在“阈值效应”;股票市场规模对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存在正向影响效果,但又存在“最优规模效应”。三是金融集聚规模能够促进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的提升,银行业集聚规模和证券业集聚规模对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也呈正向影响关系。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一是金融发展规模、银行业规模和股票市场规模能够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渠道,促进跨境人民币结算;其中,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中介变量所产生的中介效应要高于技术进步渠道。二是金融集聚规模能够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即存在以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关系。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渠道的中介效应贡献较高。三是银行业集聚规模和证券业集聚与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之间并不存在以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关系。同时实证结果还表明银行业和证券业集聚规模均对企业技术进步存在正向影响关系,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关系并不显著。第五章,金融发展效率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关系分析。本部分仍将影响关系分为直接和中介效应关系两种模式进行研究。一方面,以金融中介率（存贷比）为衡量指标,通过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验证了金融发展效率与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呈正向直接效应关系。另一方面,因金融发展在提高储蓄率、提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增加资本边际产出率等三个方面体现了金融系统动员储蓄的能力,也表现了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故本文选择以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资本边际产出率作为中介变量,分析金融发展效率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中介效应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一是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抑制储蓄率和资本边际产出率及提升储蓄投资转化率三个渠道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且三个渠道均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存在,其中,以提升储蓄投资转化率渠道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中介效应表现最好。二是只有储蓄投资转化率能够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而储蓄率和资本边际产出率对跨境人民结算产生负向影响。第六章,结论与政策建议。一是对全文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二是结合前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分别从加强金融基础环境建设、发挥金融集聚效应、完善中介效应渠道、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基于以上研究方向和内容,笔者将本文的创新点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两个维度,共四个方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关系。一个维度是将金融发展分为“量”和“质”,也就是规模和效率两个方面。另一个维度是将影响关系分为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两个方面。总体上分为金融发展规模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关系,金融发展效率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关系,共计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又将金融发展规模细化为银行业规模、股票市场规模和金融集聚规模三个层面,进一步探讨了它们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关系。二是基于中介效应关系视角,引入中介变量进行了研究。本文研究了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中介效应关系。一方面,以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为中介变量,探讨金融发展规模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中介效应关系。另一方面,基于金融发展的动员储蓄视角,以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资本边际产出率为中介变量研究了金融发展效率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中介效应关系。本文尚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未考虑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全文通过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影响关系,缺乏使用空间面板模型对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和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需作进一步的完善。二是未排除中介变量之间的叠加效应。在研究金融发展规模,同时包括银行业规模、股票市场规模和金融集聚规模对跨境人民币结算中介效应影响关系时,使用的中介变量均为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但理论上,企业技术进步也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实际上可能会存在第三重中介效应关系,即金融发展规模会先提高企业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最后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式。但本文并没有对这种情况予以展开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将会做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