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存在的具有多样性。国家扶贫发开政策从区域开发战略转变到精准扶贫战略是适应贫困多样性主要体现。而现阶段贫困呈现出由短期性向持续性转变的新特征、新形态成为精准脱贫战略实施的主要重点。中国虽然不是持续性贫困国家,但中国农村持续性贫困问题却长期存在。随着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和深化,贫困家庭生计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并且生计能力存量大小对持续性贫困的治理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中央明确提出“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要全部实现脱贫”的反贫困政策目标,并2015年制定了现有7000万贫困人口的具体扶贫计划。除2000多万(失能人群)最贫困人口依靠社会保障制度的兜底外,其余5000万贫困人口或是通过异地搬迁、或是通过转移就业或是通过发展生产实现脱贫,即主要依靠贫困家庭生计能力的培育,实现内生式发展脱贫致富。另一方面,贫困的存在形式和演绎变化呈现出脆弱性、持续性和动态化(短期贫困转向长期贫困)的新特征。贫困家庭自身生计能力与其贫困动态变化过程息息相关,主要表现为贫困家庭自身生计能力禀赋存量较丰富时,贫困家庭能较多的获得外部资源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反之亦然。因而,如何有效利用农户生计能力缓解其持续性贫困问题成为现阶段精准扶贫研究的重点。本文基于农户生计能力视角,以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贫困陷阱理论、动态贫困理论和可持续生计框架为指导,系统的综述国内外贫困理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秦巴山区陕西省贫困县796份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及资料,在对样本地区内不同贫苦类型农户生存现状、农户贫困特征及治贫绩效进行深入剖析基础上,构建了合理的生计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度,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及方法,深入探析生计能力与持续性贫困的产生的临界效应、生计方式选择效应和参与排斥效应,并在分析不同贫困类型农户脱贫影响因素基础上,从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分析持续性贫困农户脱贫路径,并提出治理持续性贫困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农村持续性贫困有效治理,推进精准扶贫进程以及在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要全部实现脱贫目标提供新思路。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调查地区农户的生存现状、贫困特征与治理绩效。首先梳理了我国扶贫机制的发展历史脉络及农村贫困现状与致贫成因,其次交代了秦巴山区陕南地区样本农户基本情况,对该地区持续性贫困农户、短期性贫困农户和非贫困户现状做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总结了调查地区贫困治理绩效。结果表明:持续性贫困户拥有房屋数量最低,且51.9%持续性贫困户居住砖瓦房;62.6%持续性贫困户认为自身口粮够用;持续性贫困户受教育程度平均为5.76年,低于非贫困户1.08年;持续性贫困农户工资性总收入最低,短期贫困户转移性总收入最高;持续性贫困户人均食物、日常用品、教育、交通支出、通讯费用支出和人均人情礼品总支出要显著低于非贫困户;持续性贫困农户认为自己的身体“非常不健康”和“不健康”占比分别为26.5%和25.5%;“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因婚致贫”仍然是现阶段农户致贫的重要因子。目前,民生兜底、医疗保健、教育、产业扶贫、异地扶贫搬迁、社会帮扶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反贫困取得良好效果。(2)农户生计能力的表征、测度和特征。通过对农户生计能力资料的学习,界定农户生计能力的内涵、外延与表征要素,依据生计能力的内涵对生计能力构成进行了划分,并构建了生计能力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测度农户生计能力,对比分析持续性贫困农户、短期性贫困农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生计能力及各个维度差异性。结果发现:生计能力指农户利用自身所储备的知识或物质基础获取并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以实现自身生存需要的基本能力,且能力要素的构建和培育能够较快的促进及恢复持续性贫困群体被剥夺的生存能力,依据生计能力内涵,可将农户生计能力划分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五个维度。通过测算持续性贫困农户、短期性贫困农户和非贫困户生计能力构成,发现持续性贫困户的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低于短期性贫困农户和非贫困户。(3)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生成机制之一:临界效应。首先构建生计能力对持续性贫困的临界效应理论框架体系;然后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对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生计能力总指数和各个维度与农户持续性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明显的“临界效应”。其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与农户贫困持续性关系的的门槛值分别为0.696、0.763、0.808、0.611、0.235,生计能力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22。当农户生计能力存量跨过一定“门槛”值后,生计能力才会显著的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此时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与此同时,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互作用才能跨过门槛值显著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4)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生成机制之二:参与排斥效应。首先,构建了生计参与排斥对农户持续性贫困的理论框架体系;其次,从经济排斥、权利排斥、关系排斥与观念排斥四个方面构建了参与排斥的指标体系,并用因子分析法对参与排斥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线性回归模型、Ologit回归模型分析社会参与排斥对农户持续性贫困影响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测度参与排斥对农户持续性贫困平均处理效应,并运用内生转换对其进行稳健性分析。再次,从收入分配和社会地位分化角度分析参与排斥对农户持续性贫困影响恶化的作用机制;最后,实证分析生计能力各个维度禀赋状况是缓解持续性贫困农户参与排斥效应关键因素。最终得到结论:参与排斥对农户持续性贫困影响存在正向显著关系,收入分配扩大及社会地位分化是能够恶化参与排斥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不利影响,而生计能力作为内部风险承担机制缓解了社会参与排斥对农户持续性贫困的加剧程度。(5)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生成机制之三:生计方式选择效应。首先,构建了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的生计选择效应的理论框架;其次,在分析纯农型、多样化型、非农业型和救助型农户四种类型特征基础上,运用Ols回归模型、Ologit回归模型分析纯农型、多样化型、非农业型和救助型生计选择对农户持续性贫困影响,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对其以上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最后,运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在不同生计策略选择下农户生计能力对持续性贫困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选择纯农生计对持续性贫困时间不显著,多样化生计可能会延长持续性贫困时间,非农型和政府救助型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显著,不同模型测算不同生计方式选择对其持续性贫困影响存在不一致性;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纯农业型和政府救助型农户贫困持续性动态变化有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存量越多的非农业型农户对经历1年短暂贫困有奇异正向影响,自然资本有利于降低非农业型农户经历2~3年短暂贫困和经历5年持续性贫困。(6)不同农户贫困类型脱贫影响因素及脱贫路径分析。首先,实证分析生计能力总指数和各个维度对不同贫困类型农户影响因素分析,试图寻找基于生计能力影响农户脱贫因子;其次,在构建努力水平、政府救助对农户脱贫影响的理论框架体系基础上,选取合适的指标测度努力水平和政府救助,并探究努力水平和政府救助关联关系基础上,实证分析两条路径对农户脱贫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计能力总指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正向影响持续性和短期农户脱贫概率,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负向影响农户脱贫概率。提升个人努力水平和不同模式政府救助水平能够显著改善绝对型和相对型农户的贫困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一般性政府救助与个人努力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激励性政府救助能显著提升个人努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