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个体的延伸、“自我”的扩展,它实现了从“我”到“我们”的跨越。民族是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得以发生的前提和外在条件,对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来说,作为载体的民族必须时间上在先或者逻辑上在先。民族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强烈的原始的生命冲动,血亲家庭是孕育民族的起点,确保更大的存活可能性成为最初的人类群体不断扩展的动力。民族形成的条件包括共同血缘、共同居住且相对封闭的地域、共同文化。血缘以及建立其上的亲属关系是初民社会时期最有力的联系纽带;共同地域保证了凝聚成共同体的人员基础,而相对封闭的环境则确保了群体的安全和共同体的同一;语言、文学艺术、习俗、宗教等文化传统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传播力量。民族的演化机制则是从“我”出发,通过主体间性实现人群的互动和凝聚,形成以“我”为中心的网状的民族。民族在与民族成员的互动中始终处于塑造状态,永未定格,其发展方向具有无限可能性;而民族成员对民族的理解、解释和移情决定者民族的未来及其发展方向。还存在反向建构民族的情况,这主要是民族主义出现后回溯性的民族建构。民族建构面临着如何处理新民族与作为原材料的各群体的关系问题,作为原材料的各群体必然会限制民族建构的挥洒空间,建构是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建构行为,还受制于被整合的群体彼此之间融合、渗透和互动的程度。民族意识朴素而壮美,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特征、历史及传统、生存和发展条件以及与他民族交往的环境、条件的反映和认识,其实质是对民族自身生存、交往、发展的地位、待遇和权利的享有和保护。民族意识包括民族族体意识、民族性格意识、民族社会意识三个方面的内容。民族族体意识的完成象征着民族的最终形成,民族性格意识和民族社会意识并不要求或并不一定同步完成。在民族意识中,只有民族族体意识才是民族最终形成的必要条件。归属感是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容,它包括记忆性群体的归属感、地域性群体的归属感、心理性群体的归属感。最宽泛、持久且深具潜力的归属感来自于由记忆形成的群体,其核心要素是共同的血缘或道德文化传统,其他类型的归属感皆建基于它。家庭是归属感的中心,民族是记忆性群体归属感的边界线。以家庭为中心、以民族为边界的根本归属感维系着民族的有序运转。除了血缘、地域和文化习俗等条件,形成民族的关键因素在于民族认同的出现,民族认同对民族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民族意识具有内在同一性和对外差异性的特征,因此民族成员存在他我意识与边界意识。基于此,民族之间的理解是不可通约的,但应该彼此交流、彼此妥协、达成共识。民族意识还是层层累积的结果,下述情况使它得以巩固和维系:一是进行民族命名,使民族意识清晰化;二是进行符号固化和慎终追远,使民族意识形成一条历史的传递链条;三是经历苦难史和荣耀史,苦难史让民族的心灵得以升华,荣耀史使认同感加强、内聚力加大;四是对民族不同时空的理解、以及民族不同时空对其成员的影响的交互式活动促成了民族意识不同视域的融合。民族主义是难以准确界定的政治力量。前现代时期不存在民族主义,现代性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民族主义之所以首先兴起于西欧,是因为西欧最早兴起现代化。新教伦理观念、资本主义精神与工具理性导致了去神圣化和现代性,使传统型王朝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出现消解,旧体系开始崩解,民族意识成为了当时人们的精神孤岛,并上升为新的最高权威而趋于宗教化。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关键。精英阶层在民族主义的出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利益失衡、共同危险迫近及其他偶发性因素则是民族主义出现的触发点。民族主义通过选择和重组民族符号,同时进行集体动员,唤起普通民族成员的积极响应,以期实现其政治目标。民族主义最首要的目标是为它选择的群体赢得和维持一种“民族资格”,并速成民族认同,它还会追求自治和统一,其根本目标和最高政治诉求是建立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是宗教式情绪的集结和渲泄,具有历史性、可塑性、兼容性和不可预测等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