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在促进民间资金流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自身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其本质上的逐利性和混乱性,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大量背离民间借贷初衷的借贷行为。部分人员以超出国家规定的利率发放贷款,在客观上已然形成了在未经过有权部门批准、未获取相关合法资质而进行营利性放贷的非法金融业务。一旦行为构成非法放贷,不仅会直接损害借款人的财产利益,对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产生冲击。而且由于非法放贷行为所引发的暴力催收或黑恶势力犯罪等问题,也会对借款人的人身或社会秩序造成影响。为了有效打击非法放贷行为,解决非法放贷行为在司法实务中面临的行为认定和罪名适用问题,2019年10月起施行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职业发放高利贷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予以规制,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认定标准。然而,该意见在放贷主体、放贷对象等方面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与做法。从非法经营罪属于行政犯的本质属性来说,由于民间经营性职业高利放贷行为不可能获得国家行政许可,相应地也就不存在成立非法经营罪所要求的违反国家特许规定的前提;而且,非法放贷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应当归属于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并非非法经营罪一节当中的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用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制,导致了该种行为实际侵害的法益与罪名保护法益不能对应的情形。针对非法经营罪的适用困境,也使学界质疑该种处理方式属于类推解释。面对运用非法经营罪对非法放贷行为进行规制形成的疑问,应借鉴域外刑法对类似行为单独设置罪名的模式。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立法政策呈现活性化、轻刑化的大趋势,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单独设立较非法经营罪处刑为低的高利放贷罪,可以达到法益清晰、罪状明确、刑罚适当的刑法规制要求,并可以减少理论界对非法经营罪这一“口袋罪”提出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