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一代出现“五百家注韩”的局面,其后韩愈的研究也是炙手可热,甚至将其标为新儒家的开端。韩愈诗文皆工,尤其是谤讥佛教的论说文更能彰显其儒士才能。他之所以能攘斥佛教,源于其深沉的儒家“在场”焦虑;他之所以敢排挤佛教,源于其深厚地佛教论著研读。其中《弘明集》对其影响不在话下,致使韩愈为文都有《弘明集》的明显痕迹。论文首先针对目前的研究情况作出文献综述,《弘明集》和韩愈的论说文都已有诸多学者研究发文,但后者对前者的接受性研究仅散见于零星的期刊论文中的部分文段,而无成系统的研究,本文由是可在缝隙中觅得一方天地。就论说文这一文体而言,先唐以前多是以伦理价值体系和现实观念是非为主的模式。《弘明集》则带来了生命客位意识的思考,完成了儒、佛二家思想的互渗。韩愈作为在儒教思想下成长的士大夫,情感上毋庸置疑地接纳了先秦以来的传统的论说范式。魏晋之后以《弘明集》为代表的新兴论说模式在佛教思想的入驻下亦大放异彩,韩愈在保有传统论说技法的基础上,对新变中的论说方法和哲理方式多有吸受而使得论说文独具风格、自成一家。论文采用了文献的和历史的研究方法,并借鉴了古典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哲学和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将儒、佛之间的关系具象到《弘明集》与韩愈论说文的关系,以期深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