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沈从文思想全面而整体的研究。包括沈从文的生命观、政治观、文学观、社会历史观;以及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沈从文对自身的理解,即思想者的生命。本文的研究重心是沈从文如何在现代中国这一具体历史语境中,在个体承传的特殊思想文化系统(即湘西巫楚文化传统)与五四以降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建构形成其独特的思想。将观念的辨析与历史的追溯交互运用,将思想的内涵与思想发生的各种历史情境联系起来考察,力图勾勒出沈从文思想的整体面貌。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主要论述沈从文对自身的定位。分为两部分,一是沈从文的“乡下人”定位,二是沈从文的五四观。“乡下人”定位内含着沈从文对自身文学及思想的边缘地位的确认,所昭示出的是沈从文思想与五四以降现代文化思想的差异。而强调五四精神对他的重大影响,自觉承继五四文学革命理想,所蕴含的又是沈从文对五四的认同,表明沈从文有意识地将自身思想纳入现代中国文化思想这一历史场域中。第二章是对沈从文思想的核心部分:生命观念的分析。据其思想发生、发展的过程,并以各时期的占主要地位的“生命”内涵为准,分三部分进行讨论,即“神”之颂赞,“神”之反思,“神”之重造。第一部分“‘神’之颂赞”,主要考察存于传统湘西世界中的“生命神性”的具体内涵。与“乡下人”同一的价值立场,使沈从文在他人视为“无物”的生命中体察到了生命深处的“多方复杂”,也导致他对“乡下人”生命存在的别一种理解。“乡下人”生命中的“神性”是从其生命的本真存在,以及生命与自然的谐和关系中显现的。第二部分“‘神’之反思”,以沈从文这段时期两部重要作品,即《湘行散记》(《湘行书简》)和《边城》为考察对象,讨论沈从文的生命观念在1930年代中期的新变。从《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牵涉的是沈从文思想价值立场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在“乡下人”问题上出现的两难困境:以生命自身的合理性为准,“乡下人”的生命形态是具有“神性”的存在,而以历史的合理性为准则,以启蒙视角观照,“乡下人”生命却是一有缺陷的存在。《边城》一方面极力构筑出一湘西神话,一方面又不断暗示着这一神话正无可避免地走向衰颓;既意识到这一神话没落的必然命运,又极力建构一理想化的湘西世界。《边城》又是一部关于命运的文本,它言说的不仅是作家个体的存在命运,同时也是边城的存在命运以及人类的存在命运。命运,在抗拒同时是深深的持守。这两部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复调性因素,昭示出沈从文思想中多种异质思想因子并存的复杂局面,明显指向了沈从文生命观念建构中的两条基本思路。第三部分“‘神’之重造”,着重讨论的是沈从文在1940年代对“生命神性”的重建。沈从文在“生命”重造上具有双重目标:一是以民族、国家为旨归的民族人格重造,一是依生命自身的存在原则重造一普泛的人类意义上的理想“生命”。这一理想“生命”是在“生活——生命”构图中呈现的。《看虹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本。“压抑——反压抑——回归压抑”的身体出场全程,以及由具象走向抽象,由形而下走向形而上的身体表达,所指向的是沈从文所建构的理想“生命”的基本内涵:“爱”与“美”。“美”是主体“泛神情感”与客体“生命”存在的统一。“爱”是对万物“有情”,并由此将“我”融于万物间的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存在。生命的“神性”就在对“美”的彻底皈依,即“爱”中显现。除了从“抽象“层面建构理想“生命”外,沈从文也从“实际”层面对人进行一系列思考,并深刻感受到自我生命于“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的存在困境。“实际”层面的思考以《湘西》和《长河》为主要考察对象。文本中贯串的两种话语,昭显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转型时期复杂的文化心理。对1940年代沈从文存在困境的分析是以《烛虚》为主要考察对象。“吾丧我”是他对这一时期自身生命危机状态的概括。面对存在的两难,沈从文试图重新确立自我存在的意义,自我生命却因此陷入以“具象”与“抽象”为中心衍申而来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矛盾形态中。而在历经一系列对自我的建构和消解后,沈从文重新确定自身“乡下人”身份。这是沈从文超越生存困境,回归本真自我的行动。第三章是对沈从文思想中其他方面的分析:包括他的文学观、政治观、社会历史观。沈从文的文学观,不仅承接五四启蒙文学观,同时还倡导文学于思想的本体功能。文学既是“立国”的工具,同时也是“立人”的工具。这一独特的文学观,与他的生命观念是紧密相连的。沈从文的政治观主要表现在他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反思,以及他关于理想政治的构想上。论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一是倡导民主,反对独裁;其二,反对战争,提出用“抽象原则”替代武力;其三,提出“专家治国”与“美育重造政治”的重造方案;最后还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澄清沈从文与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沈从文的政治观,同样体现了他思想建构中的双重思路。在“科学与‘神’”的问题上,沈从文对科学持双重态度,他承认科学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但又不能认同“唯科学主义”者的科学万能的观点。基于湘西“神之如故”、神人和悦的生存状态,沈从文认为,“科学”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神”在现代社会也有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沈从文的历史观的讨论,是围绕其核心即“有情与事功”进行的。对“有情”的重视,以生命为底色的历史观,实是沈从文生命观念的延伸,其根本是对生命的一种态度。第四章论述的是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个体生命。本章选择沈从文生命的几个关键转折点对此进行分析,既看他如何坚守本真生命形态,又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对其外部形态作调整的。具体包括:从《从文自传》到《水云》;1949年沈从文的自杀:以及从一名文学工作者到文物工作者。结语部分则试图对沈从文思想的整体特征作进一步的概括和提炼,并对沈从文思想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历史的评价。论文认为,沈从文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在“史”与“诗”的张力间建构形成的,是“史”与“诗”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