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自2011年入刑以来已经九年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醉驾行为也得到了较好的控制。然而自醉驾入刑以来，危险驾驶罪中醉驾情况的案件比例持续上升，其数量占比已经位于所有刑事犯罪的最前列，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醉驾入刑的讨论一直未曾停止，起初侧重于讨论醉驾是否应当一律入刑，在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补充八种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简称《指导意见（二）》）中规定了根据醉驾情节，醉驾行为人有不被定罪或者不被处以刑罚的可能，这虽然不是法律概念上标准的“出罪”，但和之前醉驾一律入刑的状况相比有了改变和进步，对部分醉驾行为的出罪化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所以这个条款否定了之前“醉驾一律入刑”的结论。该指导意见体现了我国刑法的宽严相济原则和谦抑性原则，有利于缓解司法压力、提高司法效率和优化司法资源分配，但是由于没有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处理的结果也各有不同。针对醉酒驾驶行为，很多国家都有着较为完整的法律规范，日本在饮酒驾驶犯罪中，罪名体系严谨，规制群体全面，规制方法多样化，刑罚结构合理，增设酒驾的实害犯使民意可以聚焦于性质恶劣、造成严重结果的实害犯上，在司法过程中对于这类问题处理的比较灵活。结合我国醉驾的司法现状来看，我国需要从整体上完善法律制度和规制手段，包括把非刑罚的规制方法前置，将醉驾行为中满足出罪要求的情形进行细化，拓宽该罪名对不同危害结果的适用范围，建立合理的前科消灭制度。
　　醉驾入刑在最初设立时过度重视民意，在当时其他的规制手段并未穷尽的情况下，直接把醉驾全部纳入刑法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考量的。醉驾入刑后虽然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说，实际其在实用价值和功利价值上是没有实现的立法时想达到的目标的。所以，通过把更经济的非刑罚规制方式前置，配合刑法以及其他的法律法规共同对醉驾行为形成可持续的合理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