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网络既是政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现象，也是一种分析工具。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可以形象地描绘为公民个人、官僚、联盟及组织等多种行动者组成的网络结构。任何网络参与者都无法专断地决定其他行动者的参与策略。政策网络分析是西方广泛运用的政策过程分析工具之一，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现在，政策网络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阶段，它的发展面临两种挫折:一是政策网络的概念多样性导致难以形成统一的范式，对政策网络如何定义没有达成共识。二是政策网络仅仅描述了政策过程，对于政策网络和政策结果的因果关系在解释上很薄弱，政策网络研究途径大体上限于一个静态的隐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学者将政策网络与其他学科理论相结合，试图加强政策网络的解释力，极大地推动了政策网络的研究，但都有自身的问题。大部分拓展研究没有从“网络”本身的角度看问题，脱离了网络的焦点或核心问题（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是反客为主，解释了这些理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提出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是政策网络研究的有前途的发展方向。新制度主义的发展有不同的分支，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解释，究竟如何结合新制度主义解释政策结果，制度和政策网络的关系是什么，还没有充分研究。这是相关研究寻找的突破点。　　政策网络是政策利害相关者与政府各部门围绕政策议题而形成的关系模式。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政策网络主要关注网络关系的连接式样与关系内容、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及不同的资源汲取能力。制度是嵌入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程序、惯例和规范，其范围包括宪政秩序、官僚体制内的操作规程和对工会行为及银企关系起管制作用的一些惯例。政策网络主要关注的是政策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模式，而制度研究关注的是这些互动关系模式是如何建构或塑造的。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政策网络影响政策产出的逻辑是:制度-政策网络-政策产出。制度塑造了网络行动者的利益界定，并构造着相关群体的权力关系结构，从而塑造了不同的网络结构式样进而导致不同的政策产出。　　在控烟政策演变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不同的政策网络类型:松散的议题网络——主题鲜明的议题网络——紧密的政策共同体。在控烟政策领域中，代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行动者镶嵌在沟通与资源交换的网络中。控烟网络中存在明显的对立联盟:以烟草产业为主的处于强势地位的烟草经济联盟和以控烟民间组织为主的处于相对弱势的烟草控制联盟。对立双方运用各种策略推销自己的政策建议，尤其是民间组织积极行动及专家的参与，推动了控烟政策的变迁。从2003年中国正式签署《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到现在，经过8年的控烟历程，中国控烟已经宣告失败。中国控烟政策是软弱的，控烟政策稳定不变，没有大的突破。　　除了控烟政策网络中各参与联盟间的互动关系外，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政策制定部门化和民间组织力量薄弱这三个中间层次的制度塑造了控烟政策网络的结构式样。制度在政策网络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有:制度变量之间的序列关系、制度的否决点、制度的路径依赖性以及制度被利益的穿透。这些制度作用的发挥形成了网络中权力不对称的互动关系模式，进而影响了控烟政策产出。这些制度为烟草经济联盟带来了制度上的有利位置，他们排斥新的参与者引进新的议题或企图重新塑造新的制度规则，主导了控烟政策的方向。烟草控制联盟相对处于弱的制度位置，他们采取的控烟措施有效地约束了烟草经济联盟的活动,但在推动控烟政策变迁方面很有限。　　随着中国民间组织和政策企业家不断参与政策过程，以及公民为争取自己的利益积极参与政策决定，政策网络在中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政策网络的发展目前只能在政治控制框架允许的限度内发展，即在政府开放的有限公共事务管理的空间中，积极参与治理，以争得与政府对话的权利。与国外政策网络的兴起与发展相比:中国政策网络较为封闭，政府职能部门是政策网络的主节点;政策网络中有过分悬殊的权力差距，很多政策网络中的互动是有限的，政策网络没到达到政策协商、利益平衡的状态;政策网络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政策执行过程有一定限度。此外，作为一种政策过程分析工具，与其他政策过程分析模型相比，政策网络分析适合分析政策参与者多而且利益冲突较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