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时代中,犯罪案件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从物理场域转入虚拟空间,远程非接触式犯罪数量骤增。传统上以痕迹物证作为侦破案件的主要手段逐渐难以适应犯罪类型的变化,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又为信息化侦查提供了客观可行性,公民的人像、通讯工具、车辆和交易信息被广泛收录于侦查机关内部数据库与第三方机构,查询和调取这些信息从而分析其过往行踪轨迹越来越成为刑事侦查的主要途径。但不同于传统技术侦查中的“行踪监控”受制于严格的审批手续,刑事侦查中无论是收集行踪轨迹信息还是查询和调取这些信息均不受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程序之规制,却同样会对公民的隐私权、财产权、个人信息权益等基本权利形成深刻干预,并在实践使用中缺乏有效法律规制。因此,为保护公民隐私权利,规范侦查权力的合法运行,亟待建构侦查中收集行踪信息的程序机制。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约三万余字。第一部分是对刑事侦查中收集行踪轨迹信息的现状的阐述,并对应分析其特点。侦查中收集行踪轨迹信息最主要的方式是调取,其次也包含以搜查扣押方式和以技术侦查方式收集的行踪轨迹信息。收集行踪轨迹信息的侦查方法具有信息形式非内容性、收集方式非强制性、范围广泛性、应用方法便携性和时间前瞻性等特点。第二部分是对规制利用行踪轨迹信息侦查的必要性分析,侦查中收集行踪轨迹信息会深刻干预公民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且在现行法规范下,利用行踪轨迹信息侦查法律属性界定不明,侦查实践中对行踪轨迹信息的使用和保管缺乏相应的管理和制约机制。基于上述原因,应当对侦查中收集行踪轨迹信息建立相应程序机制,以规范其运行。第三部分是对域外经验的考察,在总结美国、德国、欧盟等域外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于侦查中使用追踪定位手段的规制措施后,总结出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共性做法是建构行踪轨迹信息刑事司法保护框架,并且在收集行踪轨迹信息时需遵循合法性原则与比例原则,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完善的行踪轨迹信息管理和监督程序机制。第四部分规制体系的建构,在对我国侦查中收集行踪轨迹信息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域外法治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启示,立足我国国情,提出应当加强刑事诉讼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形成以个人信息分类分级为指引的侦查措施体系。并根据此体系对收集行踪轨迹信息中的不同侦查方法进行性质明确,对于其中属于技术侦查和扣押的措施,按照现有法律规范规制。对于带有强制性特点但未被刑诉法规范的侦查措施建构相应的审批制度。同时设置行踪轨迹信息质量和安全控制机制以及针对收集行踪轨迹信息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以期规范该侦查措施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