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更是杰出的翻译家。他的诗作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持久的兴趣，而对他的译诗展开探讨的论著却很少，有的也多止于对其翻译活动、翻译观的介绍和译作的赏析；作为过渡时代之典型，徐志摩的社会政治观、思想个性、文化活动、婚恋生活，都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对其创作实践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然而从主体意识的角度把他作为有血有肉的译者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寥寥无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转向”后，对翻译家-翻译主体的研究方兴未艾。笔者在借鉴主体性框架的同时，尤为注意反思这一西方理论的“后殖民”思维，对若隐若现的权力本位和二元对立哲学展开清理，把徐志摩的译诗置于中国文化发生内在巨变的语境下，尝试系统回答“为什么译”“谁来译”，由一人的活动揭示出时代、个人、阶级的主体性对二十世纪初期翻译文学的整体意义。本论文史论结合，在横向和纵向的参照、比较和联系当中，拓宽了主体性的外延，从而求得在徐志摩研究领域的一点突破。本论文内容包括五章——第一章导言，以三个诗集为线索，根据一生所译八十首诗歌在形式、思想上的变化，概括性回顾徐氏十余年的译介及创作生涯，鉴于他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特殊意义，提出从主体性切入对译者徐志摩的研究的必要性。第二章提出以目的论、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为支撑的主体性背后，或是文化霸权的思维，或是关门主义的心态，总之是西方对其语言和文化危机的扭曲回应，我们必须对这一话语加以扬弃。第三章展示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徐氏译诗这个“点”的相互作用。全盘西化之浪潮，建立新的民族文学之诉求，与徐志摩一生对“单纯信仰”的追求形成了互动。时代主体性和个人主体性的叠加，使得徐志摩乃至五四一代人的翻译事业在历史的横纵向比较中显得尤为独特，这种现象本质上是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表现，它只能被一种更宽广的主体性话语所反映。第四章探讨了徐志摩身处的社会团体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潜力和局限性。以新月为代表的文学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发挥了先锋作用，但是越到后来越失去反映时代精神的动力，必然走向没落。三十年代徐氏诗歌的翻译创作陷入枯竭，甚至个人的悲剧性结局，都充满了历史创造主体命运的隐喻。第五章对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主体性不是简单、静态、孤立的主体性。笔者以徐志摩的英诗汉译为例，希望更多同人能在主体性学说理性应用的基础上，全景式把握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翻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