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央行纷纷改变以往隐秘性的货币政策操作，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强调了透明度是我国货币政策发展的重要方向。　　首先，本文探讨了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狭义和广义的概念，并分析了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理论基础。　　其次，本文将国外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实践分为通过委员会进行的沟通和通过委员会个人进行的沟通，归纳总结了国外央行信息沟通的方式。本文利用国外文献衡量的九大央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数和该九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对货币政策透明度是否有助于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进行了横向的实证分析。但是，本文的实证结果与理论并不一致，并没有呈现出透明度指数与宏观经济运行数据的相关关系。　　再次，本文分别利用E&G法（即指标法）和市场预期法衡量我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根据指标法，分别衡量我国在政治透明度、经济透明度、程序透明度、决策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方面的情况，总分为6分，低于上述九大央行的透明度指数。然后，本文用市场预期法衡量透明度指数时，这种方法并不能得出透明度的一个值，只能观测出透明度的变化历程。根据市场预期法，本文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金融市场对央行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比较敏感;二是当中央银行频繁调整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时，透明度指数波动较大，且多次触及透明度指数的最低点;三是中央银行进行与前一阶段相反的货币政策时，市场反应较为激烈。接着，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史分为1985-1995年和1995年至今两个阶段，对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数和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变量进行纵向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5年至今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明显比前一阶段平稳，即更高的透明度有助于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最后，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提高我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给出了建议:包括提高政治透明度、经济透明度、程序透明度、政策透明度、操作透明度，建立规范的中央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和完善央行的信息沟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