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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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一些问题如城乡二元体制、外来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逐渐暴露。为解决此类问题,中央对城镇化政策不断进行调整,于是新型城镇化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即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尤其需要特别关注农民工群体流入地的居留与落户意愿。在国家政策如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着力推动农民工逐步实现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在城镇落户、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的持续引导下,我国农民工在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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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一些问题如城乡二元体制、外来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逐渐暴露。为解决此类问题,中央对城镇化政策不断进行调整,于是新型城镇化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即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尤其需要特别关注农民工群体流入地的居留与落户意愿。在国家政策如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着力推动农民工逐步实现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在城镇落户、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的持续引导下,我国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居留与落户意愿逐渐有所保障。然而,由于我国存在较大的区域与空间发展差异,农民工群体的居留与落户意愿也表现出多样性和非均衡性。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根据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冷热点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了我国农民工群体居留与落户意愿的空间差异;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农民工对居留与落户意愿的选择,本研究对居留与落户意愿进行了交互分类并将分出的四类模式分别定义为“定居型”“暂居型”“返乡型”和“漂泊型”,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空间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五大方面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农民工群体居留与落户意愿以及交互意愿的影响因素,并且通过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以探索农民工群体对交互意愿的选择影响因素,以探索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提升农民工居留与落户意愿的开发途径。通过空间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社会学与地理学相结合,本研究将从多学科视角深刻剖析农民工群体居留与落户意愿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城乡协同发展与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在农民工居留与落户意愿的空间差异研究中,本研究发现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东部沿海省市及北京作为农民工主要流入地,不仅能够吸引农民工流入,更能影响他们的居留、落户意愿,尤以广东为主,而吉林、黑龙江、山东等省份居留与落户意愿人数较少。在交互意愿中,定居型和暂居型的农民工占比在北京、天津和上海这三个直辖市最高,在安徽、湖南等中部省份占比最低;而返乡型和漂泊型则与上述情况相反。并且,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及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看到,总体上农民工居留与落户意愿以及交互意愿在省域空间内呈现集中分布,且东南沿海城市群核心区的农民工居留与落户意愿聚类程度较高,但是空间辐射能力有限。在农民工居留与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本研究发现,经济资本中的收入和预期收入中的医保数量会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居留与落户意愿、具有常住化态度的定居型与漂泊型交互意愿以及对定居型交互意愿的选择,但预期收入中的月收支比则截然相反。社会资本中,社会融入指标对农民工群体的居留与落户意愿、具有高常住化态度的定居型与漂泊型交互意愿以及正向交互模式的选择有正向影响。空间因素中,农民工群体的居留与落户及四个交互意愿很大部分受到两类区域的拉力与推力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农民工群体对四类交互意愿的选择;家庭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他们居留与落户意愿,并会选择负向或异向交互模式;个人因素中婚姻与教育程度影响效果更为明显。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实际特点,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注重区域协同发展,改善农民工居留与落户意愿失衡状况;二是构建城乡一体化,提高农民工经济资本拥有量;三是改善生存环境,促进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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