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人死亡”的立法规定上，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比1979年《刑法》有了一定进步，顺应了客观主义的趋势，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部分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同时也彰显了量刑规范化的要求，能够更好地做到准确地定罪量刑，但在立法体例、罪过形式、致死对象、侵害客体、法定刑配置五个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陷。这些不尽完善的立法现状不仅导致了刑法学界的理论争议，而且引发了司法实务界的适用混乱，产生认定上的一罪与数罪、此罪与彼罪的不统一。现有的刑法理论通常是在单一个罪中孤立地讨论“致人死亡”的相关问题，很少有进行系统论述的，而且对于相同立法条文中的“致人死亡”规定，理论界也有争议，因而细致、深入地研究这一立法现象，富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理论价值就在于系统梳理我国刑法中的“致人死亡”规定后，更便于了解和掌握其内部联系和内在规律，为提出下一步的完善对策奠定基础；其实践意义就在于通过提出对我国刑法中“致人死亡”的完善草案，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立法修改，进而指导司法实务操作，做到刑罚适用的统一与协调。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国刑法中“致人死亡”的系统梳理。首先，对我国“致人死亡”的立法规定进行了概述，介绍了“致人死亡”中语词的含义，列出了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涉及“致人死亡”的所有条款，并进行了简略比较和总结，达到大体认识该立法现象的目的。其次，从两个不同角度，对我国“致人死亡”的类型进行划分，分为故意型、过失型、混合型以及单一情节型、选择情节型，以便从宏观上掌握其理论基础，为其后相关的立法完善做铺垫。最后，对“致人死亡”的刑法意义进行了分析，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特别是对量刑规范化做出了贡献。第二部分系统评析了我国刑法中“致人死亡”的立法现状。这主要表现在立法体例上，现行规定过于繁多而松散；在罪过形式上，不明确“致人死亡”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在致死对象上，没有对“致人死亡”中的“人”的范围做出限定；在侵害客体上，将“致人死亡”、“致人重伤”与重大财产损失规定在一起，并适用同一法定刑；在法定刑配置上，出现了不甚合理的地方。通过对这五方面的分析，厘清“致人死亡”中所存在的一些刑法问题，然后找出“致人死亡”在现实适用中存在的缺陷根源。第三部分详细论述了我国刑法“致人死亡”的立法完善。首先，介绍了“致人死亡”规定的域外经验。先选取了几个较为典型的国家或地区对“致人死亡”相关的立法规定加以阐述，找出其中的闪光点，将那些可以为我国“致人死亡”的立法完善做参考的总结出来。后论述了域外经验在“致人死亡”的立法体例、主观罪过、致死对象、犯罪客体、刑罚配置及所涵摄的犯罪领域方面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借鉴意义，以期对我国“致人死亡”立法规定的完善有所助益。其次，根据上文论述的立法现状和理论缺陷，以及结合域外的相关立法经验，提出了我国刑法中“致人死亡”的立法完善构想：一是完善立法体例，二是明确规定罪过形式，三是准确界定致死对象，四是区别对待“致人重伤”、“致人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五是合理设定法定刑。最后，针对上述立法完善构想，提出对应的完善草案，对现行立法规定主要进行如下五方面的修改：一是保留大部分“致人死亡”的规定模式，并将其统一规定为过失犯罪；除几处特殊规定外，将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形一并纳入经过细化后的故意杀人罪里进行处罚或者并罚，将业务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纳入细化处理后的业务过失致人死亡罪里进行处罚。二是清晰界定“致人死亡”的对象范围，明确规定“致人死亡”的结果是行为人因其行为所导致的，排除被害人自杀的情形。三是将“致人死亡”的情形与“致人重伤”、重大财产损失分裂开来，单独配刑。四是调整部分“致人死亡”罪名的刑罚配置，避免畸轻畸重，尽量做到刑罚的协调和统一。五是增设部分极易导致他人死亡的犯罪的相关规定，以使我国刑法中“致人死亡”的立法规定更加完善，更加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