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社合一”制度的宣告破产、政府由“管理”向“治理”的逐渐转变,乡村社会一方面从传统逐步走向现代,另一方面,其原本受到国家权力冲击的非正式制度又有回溯的趋势。对农村社会性质的分析不能拘泥于“传统型——现代型”、“礼俗社会——法理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事实上,中国大部分农村都处于两者的过渡阶段,其基本特点是既和政府保持着接触,而内部又存在着某些灵活的非正式制度,是一个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相互作用的场所,这使国家制度与乡村非正式制度间必然要发生互动。本文以K市的两个村庄为例,通过对乡村治理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运行过程的分析,探索二者在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关系,以及对乡村治理产生的影响。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制度设计者偏重于正式制度的设计与完善,往往把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正式制度的不完美,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发挥的基础作用。实际上,乡村治理是一个充分运用乡村社会资源将自上而下的规则内在化的过程。正式制度无法与非正式制度进行无缝对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错位是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从制度要素层面来看,正式制度偏重于规制性要素,非正式制度偏重于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在乡村治理中,制度的三大要素间会发生不同形式的结合,从而使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呈现出了冲突、融合和互补的关系。从理性行动层面来看,乡村治理是一个“制度——行动——实现治理”的“宏观——微观——宏观”的过程,三种要素的不同结合即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同关系会支持和引发村民不同的理性选择和行动策略,进而影响着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