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自幼接受过儒学教育,并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对儒学等传统文化的吸收,这使儒学对孙中山的影响贯穿于他修身立命和革命建国的各种思想中。在孙中山对儒学的继承与改造中,他以“三系人”说、儒学道德观念与进化论建构了他的天人关系论;为解决革命党人的心理问题,孙中山引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入儒,继承和改造了儒学的知行学说,形成了他的“知难行易”说;面对近代中国革命中权威转换和政治造型问题以及如何构建政党的新问题,孙中山发挥了儒学的德治主张,提出了其独特的“党德”观;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观念表现出对中国土壤的不适应,孙中山适时调整革命路线,对儒学的“民本”思想加以民主化改造,使之成为“党国”体制、权能区分理论和贤能政治的思想基础;在革命的目的上,孙中山将儒学的“大同理想”引入民主革命的历史潮流中,使之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时又将“王霸之辨”的观念引入国际政治中,期望构建平等互助的新型国际秩序。孙中山在近代条件下对儒学的继承与改造,是儒学近代化的尝试,同时也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在政治实践层面的开山之祖。通过对孙中山思想中儒学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探究儒学在近代条件下如何实现自身与时代要求的适应,这对于当今中国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