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受众”是一种人本位的研究视角,它关注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的农民,关注农民的发展、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农民的品格修养和素质,注重对农民能力的提升,以及对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农民新媒介素养和“积极的受众”是不谋而合的:以农民自身的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整体环境战略的实施。本研究正是基于新媒介素养语境下“积极的受众”理论,细化新媒介素养的指标,对新疆南疆地区S镇的6个村庄进行问卷发放,勾勒出农民新媒介素养的现状。在新媒介素养指标划分上,考察农民是否具备利用媒介发展自我的意识和能力;农民的基本特征例如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是否和新媒介素养之间存在关系;对于塑造“积极的受众”农民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特征;问题和特征并存之下,又该如何重塑“积极的受众”。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第一章,主要针对新媒介素养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对文献分类梳理后得知,新媒介素养与传统媒介素养相较,新在技术上,新在传播生态上,新在本土化的变量中,新在能力要素的变化上。关于概念,新媒介素养是指在Web2.0时代以来的新媒介环境下,由移动终端赋予的随时、随地、即刻包围的信息环境中的系列能力标准,也是二十一世纪公民应当具备的素质修养和品格,是一种终身修炼能力。能力框架分为获取、评价、综合一级指标,接触、认知、理解、批判、参与、传播、创新、利用二级指标。“积极的受众”源于英国文化研究,在这里我们把受众看成“有待建构”的社会主体,最终走向本能和现实的回应中。第二章,是对研究地点、样本对象、问卷设计及结果的分析。本文的研究地点选择在南疆S镇社区的夜校,研究对象是来夜校上课的农民,有效样本量为446。农民新媒介素养现状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传统、新媒介接触状况和使用状况;媒介评价和理解能力;信息综合能力;社区交流协作能力;媒介和乡村振兴的关系认知。通过对样本的量化分析,可以看出该镇农民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差异悬殊。第三章,针对农民在新媒介素养调研中存在的显著特征进行总结,这类总结可以归纳为农民编码和解码的过程。首先,该镇存在三个勾连媒介:夜校、村中“能人”、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同时,该村的农民重在社区内部参与、交流和互动,淡化社区外部的跨社区互动和交流。最后,农民在农业科普节目上是积极的解码者,他们有符合该族群文化认同的解码标准。第四章,新媒介的赋能功能是两面性的,新媒介赋能既消解了“积极的受众”,又重塑了“积极的受众”。政府、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新媒介、学校有望共同塑造“积极的农民”。消解体现在:农民媒介接触目的和实际接触行为不一致;农民媒介接触目的偏娱乐化;农民自我把关能力薄弱;农民理性不足、情绪有余;农民解读文本的能力有限;在生产、传播能力要素上,农民是沉默的受众,这种沉默忽视了新媒介赋予农民的权利。重塑阶段,政府为农民提供并完善硬件和软件等基础设施;学校在夜校和义务教育阶段培养农民主动搜索信息、新媒介使用和批判性解读的能力;新媒介联合乡村自治组织、公益组织、社会群体,对农民生产、传播和利用信息的能力进行提升。从本文理论视角和研究目的来看,“积极的农民”除了外围力量的协助,本质还需农民自身的努力。新媒介素养不仅是一种实践技能,它还是一种品格、修养,一种知识结构,是公民终身修炼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