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在20世纪已不再仅仅作为生理上的肉体的存在,而是前所未有的成为了各种权力渗入和追逐的目标。“身体”已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它甚至成为对一种价值观念不断进行编码的手段。如福柯所言,由18世纪始,身体渐渐无可挽回的陷入了权力的试探,挑逗,控制和生产之中而不可自拔,最终成为了被政治与技术驯化的肉体。基于这样的语境加上种种残酷的历史事实,二十世纪的现代诗歌与身体的关系也随之紧张起来,也自然的需要对掺杂在其中的饱受摧残的“身体”的现状进行反思和回应。在中国当代诗歌中,“身体”在诗歌中一直遭到压制和规训,始终无法真正的表达其对于政治,权力和艺术的现代经验。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我们还可以看见,大量“身体”意象政治意识形态化,标语化和单一化曾经完美和密集的为意识形态和权力极力描绘的乌托邦的幻影服务过。手势、语录、嚎叫、服饰、爱情等等身体的延伸物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身体作为被规训身体的隐喻的事实。然而,当意识形态的限制稍显宽松的时候,身体在诗歌中有限度的自由表达就不可遏制的显露出来,从朦胧诗开始,“身体”渐渐的可以被当成艺术来处理,身体也可以成为反意识形态和对历史控诉的先锋。在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诗歌中,“身体”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大量的出现,“身体”背后的隐喻和幻像纷繁纵生。而在这其中,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诗歌中的“身体”隐喻主要集中在了身体意象表达了诗歌对时间、空间(城市)、欲望和死亡等等现代性的诸多焦点问题的认识,这些诗歌文本中身体的器官和感觉,身体的动作和行为,身体的附属品和延伸物等等通过诗歌衍射了它们背后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而后“身体”也同样的被“知识分子写作”诗歌用来反思它们所能够隐喻的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