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从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中提取能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又与各种知识遗产产生思想撞击,裹挟着强大的生命力,为世界所瞩目。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福柯转向了生命政治的研究工作。福柯创造了知识／权力与治理的技艺学。这些技艺学围绕着生命,也包围着社会,使得社会变得易于控制,也使得生命可以被投资。本论文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讨论福柯有关治理术的思想体系。治理术作为福柯研究生命政治的一个独特维度,既是政治哲学的改写,也是主体和权力理论的建构。围绕这两个主要线索,论文依托福柯文本,展开了治理术的谱系学梳理,同时尝试对福柯政治哲学及主体和权力理论的建构提出新的见解。论文第一章主要研究治理术的源起。福柯将它追溯至希伯来牧领权力。与古希腊传统的普适性法律权力不同,这是一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个体性的善意权力。这种权力与基督教牧领制度相结合,在牧领引导与反引导的运动中积蓄了冲出教堂的力量,从而有了侵入政治领域的可能。第二章分析治理术进入政治领域后的第一个具体化形式—国家理性。16世纪围绕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展开了治理术的大论战,由此契机治理术并入了政治领域,并且具体化为国家理性的形式。国家理性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术,模仿家政经济的治理模式,发展出了两大技术装置,对内强调无限治理的治安技术,对外采用外交-军事的制衡战略。第三章探讨了政治治理术的蜕变和转折。治安国家对重商主义的征用逐渐表现出家政经济模式与主权庞大框架的不协调,国家理性逐渐成为治理术发展的障碍。18世纪下半期,重农主义借用人口-财富要素,使经济摆脱了家政模式,转而成为治理的对象。这引发了治理的变化。人口和经济的“自然”要求治理从无限治理转变为有限治理。这是西方治理思想上的重大转折。第四章论述治理术转折之后应运而生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最小的国家理性。福柯的自由主义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工具,以市场为实践场域,结合真理与法律的纠缠,来发现自由的消耗与生产的机制。这个机制既向我们表明治理术自我限制的可能,也像我们展示了自由主义的内在危机,而对危机的思考是新自由主义的起点。第五章讨论作为新自由主义形式之一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20世纪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站在胡塞尔现象学、马克斯·韦伯社会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的交汇处,试图通过国家、市场、社会和人之间关系的重组,通过建构法律框架和制度框架的配合机制,来保证经济进程的自由不会损害社会,从而从经济合理性中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第六章关注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对于福柯的治理术而言,美国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种由经济而生发的对于存在的思考方式和阐释学。基于休谟经验主义哲学,人的有目的的选择活动,即利益取舍,其起点不是理性的推理,而是本能的利益偏好对情感的触动。情感的本能性及其不可化约性为从行动出发去理解经济和社会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从这种理解中,福柯带领我们发现了经济人主体的原理和市民社会的广阔空间。福柯治对理术的谱系学研究揭开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哲学的面纱,这不是某种本质的玄想,而是行动和实践的敞开。治理术研究为权力关系分析附上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为主体的建构和生命的可能性提供了更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