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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铨是唯一创作战国策派文学的战国策派主将,囿于意识形态的成见,战国策派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含有思想“毒素”与“法西斯主义”的异端学派,备受批判与边缘化。除却文化思想,陈铨创作各种文体、时评与提出文学批评;虽然素来被充作反面教材,但毕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与文学中留下独异不群的声音,其价值有待研究与重估,不容轻率扼杀。本论文旨在:一、廓清与还原陈铨的思想逻辑,尤其是“古典”与“浪漫”的理路特色;二、重释陈铨的战国策派思想以诠解其文学作品与潜文本;三、审察陈铨的文学批评与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四、挖掘与发现新文献,纠正前人观点,据以重释重要概念,并证明战国策派思想仅是战时的实用理论,有着时代使命与寿命。本文对陈铨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结合哲学的综合法与历史的分析法,梳理出陈铨的思想与作品均为“古典”与“浪漫”的非常态融合,并做出演绎,再归纳引证,以便达到研究目标。研究时限主要以1928年至1948年的陈铨创作期为中心。陈铨的思想理路是个复杂体,他最初的文化保守主义跟辜鸿铭与学衡派有着同样的西方资源。从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其思想经历了二变。他的战国策派思想是集政治与文化一体的文化民族主义,讲求“权力意志”、尚力政治、英雄崇拜等浪漫情感,却又导向古典理性的仁义道德与国家主义。在抗战语境下,如此非一般古典与浪漫的异质与歧义,是“古典”与“浪漫”的非常态融合。尼采的“权力意志”应译为“权/力意志”,因为政治权力与文化动力的势能更能概括陈铨的本意。“权/力意志”是英雄/“超人”必备的条件特质,以民族与国家主义为旨归,全民要相应地崇拜英雄,以期达到民族复兴。陈铨透视国际舞台弱肉强食的本相,遂提出唯实的理想政治法则,亦即“内仁外强”,是仁与义相反相成的双重标准,也是陈铨赋予中国的战争意识启蒙与新国家主义。本文以神话与浪漫传统中的“半人”与“半兽”研析英雄/“超人”与“末人”谱系,同时归结出非典型汉奸与武忠文奸是战国策派文学的特点。在复调经营下,人物形象充满了繁富的思想声音,对战国策派中心命题自由思辨。英雄/“超人”必须具备为国公心,恪守“内仁外强",否则将是为私奸雄的“末人”。两者之外,还有罹患时代病的第三种人,挣扎于个人幸福与国家大义之间,面临存在焦虑,是战国策派无力填补的思想空隙,让作品抹上存在主义色彩。为了救亡图存,陈铨强调当英雄/“超人”以创造自我与时代,但潜意识却在情节构思中给予第三种人“本真”的救赎。尼采的“骆驼”、“狮子”到“赤子”的三段变化可对应解说战国策派美学纲领中的三道母题(“恐怖”、“狂欢”与“虔恪”)。所以,“超人”以“无”为生息,第三种人则以“本真”为自救。尼采、海德格尔与老子于此贯通起来,从美学引向哲学概念。复归道家,是因为陈铨具有儒家与道家的双重性格。艺术的表意策略表现了战国策派文学轻灵的另一面,本文拓展陈铨的人性“骄傲”论以探掘他的两性观。他用“主观论”幽默艺术嘲谑畸形的两性失衡,包括主奴关系、母性情结与唯情主义,从中论证出他高度重视女性地位。他笔下的女英雄/“超人”比男性更刚强硬朗、更有雄风气概。陈铨非议掺杂着金钱、权力、身体与个人主义的极端女权主义,因为扭曲与质变了两性关系。女英雄/“超人”和部分女主人公大多具有母性情结,反射出男性的恋母情结。除此,男主人公的唯情主义几乎耽误救国事业,是为警惕示范。这可能是由时代病与“末人”心态所造成,与恋母情结同属人类生存心理与社会结构的积淀。陈铨也编制宗教符号比照现实世界充斥着权/力与义愤的可悲、丑陋与荒诞,寓意深远。至于砍头、庸众、看客的比喻象征,则与鲁迅的思维有着承启与时代意义。陈铨学贯中西,对互文引拈自如,意在复述战国策派的思想命题与话语,唤醒读者的思考与省悟。繁复的自我互文性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重写、改编、修改、引用、改题。至于批评话语,陈铨倡导民族文学运动(狂飙运动),向浮士德精神看齐,为召唤尚武精神引路,指向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他与高长虹都深受尼采学说影响,有鉴于五四运动的不足而发起狂飙运动。比较民族文学运动跟高长虹的狂飙运动与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异同,可窥视现代文学(运动)史中隐蔽之一斑。陈铨的文学批评间接或直接触及战前的文学进化、国民文学与世界文学、普遍人性与文学阶级性、战时“暴露与讽刺”等议题论争。他用哲学的方式透视民族性格(普遍人性),以历史的方法横剖时代精神(时代环境),并以此两个时空标杆思考并做出回应,颇具理论创新价值。无可否认,陈铨的文学与批评话语确实流露对国民党的政治想象,政治立场反共右倾,致使被诬蔑为“法西斯主义”、“御用文人”。然而,陈铨与战国策派主将毕竟与政治圈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严批国民党的贪腐无能,维护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批判意识,尽管国民党要员向他们招手。无论是陈铨的战国策派思想、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无不展现“古典”与“浪漫”的非常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