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众化是探索中国现代文学走向大众不可避免的重要环节。它不仅上承“五四”“人”学的发现,下接延安时期成熟的体制化大众文学实践;更承载着严肃的历史使命,即让文学是人学真正落实到底层大众,让人成为文学的真正主体,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文学的本质所在。文学、革命、知识分子和大众间的关系是文艺大众化论争的核心话题,“大众化”与“化大众”是对实现这一目标方式的探讨,二者既不互相抵牾,也无本质性矛盾,而应在不同时代语境下寻求彼此恰到好处的偏向性与平衡点。本文聚焦于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论争中文学、革命在不同时期意识形态话语规约下的彼此形塑,立足于知识分子走向大众的艰难历程考察二者间的相互碰撞与融合,重新审视意识形态掌控下“大众化”与“化大众”在此起彼伏中的交织并进,以及知识分子与大众主体建构的抑扬相生,重新对文艺大众化启蒙的本质属性与文学走向大众的历史必然性做出深入思考。首先,文艺大众化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它溯源于晚清及“五四”知识分子政治启蒙与思想文化启蒙目标,服务于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重返晚清与“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语境,追溯文艺大众化思想产生的历史脉络,可窥见文学走向大众的历史必然趋势。这也是大众主体的发现与强化期和知识分子主体的高扬期。其次,社会革命的日趋激进迫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文学与思想领域做出双向选择,进入主体理性的打破与重建期。中国知识分子蝉联了“士”的国家责任感主动“介入”社会变革,以革命引导者的身份召唤无产大众与知识分子自身投身阶级解放斗争,促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双主体联动,完成与大众的主体置换并觅得走向大众与革命的主体归宿。在此过程中,“大众化”与“化大众”在不断纠缠中显露出“化大众”的启蒙本质。最后,文艺大众化运动在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中展现出独特价值,也在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影响下表现出不可避免的偏颇本质。理论探索的偏狭和文学创作的低质使大众文学面临着来自文学的本质性拷问。但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带来的文学必然走向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文艺大众化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