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翻译中有关译文忠实性的争论可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当时,人们认为,原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对应对保留法律文本的意思非常重要,句法修辞上的改变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文件法律效力的丧失。因此要求译者保持对原文本文字的忠实。这一倾向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后,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到目的语语言的特质上来。于是又一次出现了翻译应该忠实于文本语言还是忠实于文本精神的争论。在法律翻译上,许多译者认为,保持忠实性就是为实现一个目的:译文对目的语读者的影响要与原语文本对原语读者的影响一致。要求法律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将个人的观点,信仰和感情融入译文中达到翻译要实现的目标。这种对忠实性的重新定义特别重视法律文本的功能,要求在法律翻译中采取以目的语为中心的功能翻译方法。Sarcevic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对法律翻译进行了重新界定。他认为衡量法律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再是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形式对应,而是法律效力的对等。然而,法律翻译中法律文本的法律意义应该是法律翻译工作者通过翻译传达出来的,译者虽然可以相对自由地制定翻译策略并且创造性地翻译原文本内容,但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是有限度的,而且限度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决策者,法律译者必须明确这种自由的限度所在。本文旨在从法律翻译中的客观局限,法律翻译中的主观局限和法律翻译决策三个方面论述翻译实践中影响法律翻译的内在与外在有关因素和对译者的创造性所构成的限制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