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关于FDI行为研究主要是基于新古典主义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演绎和理论预期，为FDI行为研究提供了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然而，这一常规的FDI理论分析框架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一些超出新古典主义常规分析框架解释力的FDI现象的现实存在，即新古典主义理论框架的理论预期与FDI现实之间的缺口是现实存在且不容忽视的。FDI现实中的某些违反常规理论分析框架的现象，导致常规FDI理论分析框架的普遍适用性遭到了质疑。譬如，对于FDI进入路径和股权结构的选择，行为人的认知能力局限和抉择环境的不确定性，在选择程序理性的条件下衍生出有限理性的最终选择结果。其有限理性的选择不仅表现在FDI投资方的行为选择上，也表现为东道国政府的有限理性的引资行为。为了弥合传统的FDI理论与现实的缺口，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在现有的FDI常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放松理性经济人假设为行为经济人假设，加入心理因素和行为变量，并且注重分析投资抉择环境的不确定性对行为人的有限理性选择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FDI行为选择模式与常规完全理性假设下的FDI行为选择模式并不完全背离，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重合，即行为经济学范式下的 FDI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常规FDI行为分析框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耦合。在行为经济学范式下，本文构建了FDI行为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在现实的心理因素和具体的行为特征分析基础上，有限理性行为人依靠启发式代表性程序和特定偏好函数，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FDI进入模式方案的“编辑”和“评价”，进而构建基于心理群体认知的泊松CH模型的博弈分析框架，求解FDI行为选择的近似纳什均衡。并且在考虑FDI环境的不确定性与行为人有限理性交互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基于C-D缺口的FDI行为选择模型。　　在遵循行为经济学的思想对常规的FDI理论分析框架进行弥补和修正的基础上，对FDI的进入模式及其绩效进行理论预期和推断，并且通过大量的实证检验加以求证。为了证实修正后的FDI行为分析框架的理论预期和推断，文中多处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采用了中国大陆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面板数据既考虑横截面的个体间的差异，又动态地考察样本的趋势，综合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的优点。并且面板数据克服了时间序列分析中难以获得足够多期数且连续的时间数据的困难，从数据获得性的角度提高了实证分析的可操作性。文中运用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非因果性检验等方法，以来自台湾的对中国大陆的FDI为样本，证实了心理距离与FDI规模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运用F-检验法和Hausman检验法，检验并选取个体固定效用面板回归模型，以中国大陆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FDI外资方的进入股权比例越高，越发不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此外，检验了制度质量、FDI心理群体的行为变量对FDI独资化倾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质量越好，独资化倾向将减弱;在从众跟随心理支配下，行为经济人将作出独立于自身专有信息的抉择，从众地选择独资企业模式，加剧了独资化倾向。在对FDI引起贫困化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尽管没有显著的证据证明FDI的流入恶化了中国全体居民的社会福利，但是FDI的流入恶化了却显著地恶化了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在FDI宏观层面的政策设计时，需要关注贫困化增长的防范问题。　　行为经济学范式下的FDI行为分析框架的逻辑演绎和理论预期中，不仅关注个体心理因素以及行为变量对FDI行为的影响，而且关注具有类似心理活动特征的心理群体的心理因素及其行为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从FDI投资方和FDI接受方的双重角度，进行FDI进入模式选择及绩效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基于此，选择以中国的引资问题为样本进行FDI政策分析。在中国已经摆脱“双缺口”的约束，实际上已经被“双缺口”的逆转困扰的形势下，中国甄选 FDI的自由度增大。行为经济学范式下的FDI分析结论，为中国适度和有选择地引进外资提供政策设计参考的理论基础。顺应行为经济学范式下的FDI行为规律，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引资行为提出政策参考建议，并且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设计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