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言意观的建构和“言意之辨”的发生、发展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哲学、文学、美学等领域中的重要论题，也是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以艺术文化学视角为切入点，对做为中国古代言意理论发端时期的先秦诸子百家言意观的建构和“言意之辨”的肇始进行了“断代”式整体分析和全景式扫描。 文中指出，中国古代言意观的基本理论内核和“言意之辨”的核心理论问题皆萌生于先秦时期。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发生的根本性的社会文化变革导致了先秦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这一思潮和做为其高潮标志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正是言意问题日益凸现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天人合一”的思想内蕴则是其思想根源。 在这种理性觉醒的时代大潮中，诸子百家以超凡的智慧对言意理论进行了发端式构建，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种时代特殊性的突出体现就是他们的言意理论多是以治世良方和治国方略的面目出现或为其服务的，是一种呈现出不同风采的治世言意观。这种治世言意观的主体构成是注重自然的道家言意观，积极人世的儒家言意观，唯法唯实的法家言意观和实用实利的墨家言意观。其它各家对言意理论也各有所表。这些言意观在内容上的基本特征是以“言尽意”，“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为根本性命题构筑成了中国古代言意观发展的基本框架，而并未以独立的专论形式出现和不是以专著为载体则是其在形式上的基本特征。本文强调，这一时期言意观探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语言的功用、“言意之辨”、语言同主体修养的关系和第二语言系统的建构等四个方面，其中“言意之辨”和第二语言系统的建构是其主干部分，也是言意问题由哲学问题转化为文艺问题的桥梁和后世诸多精妙理论生发的基点。 在总论之后，本文还对最具代表性的诸子百家的言意理论进行了举要分析和当下读解，包括：以“道可道，非常道”为代表的老子言语论；以“得意忘言”为代表的庄子言意论；以“辞，达而已矣”为代表的孔子言意论；以“知言养气”为代表的孟子言意论；以“名定而实辨”的“名实观”为代表的苟子言意论；以“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为代表的《周易》言意论。同时对墨家学派，商鞅、韩非、屈原和《吕氏春秋》中的言意理论的精要部分也给予了较充分的阐述。 最后，本文从言意理论、文化底蕴和艺术范畴等诸多方面入手，以翔实的论据证明：先秦是中国古代言意观和“言意之辨”的滥觞，这时形成的理论内质和不同理论相合而一，初步趋同的理论实践为后世儒、道、释各家言意观殊途同归，共同构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言意观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