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船山,尽管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他自觉地继承了宋明道学的思想遗产。这种继承的自觉性首先源于他所处的特殊时代。“明末清初”看上去与以往的王朝更替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很大的特殊性,①然而对士大夫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的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船山曾将这一时代的特色概括为“海徙山移”,既凸显了时代的动荡不安,也反映了他本人对家国命运的深层忧虑。能使船山对“礼”进行深入的关注,除时代背景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明道学的理论资源。与作为清初三大家其他两位的黄宗羲、顾炎武相比,船山对于宋明道学的阐发使得他的特殊性得以彰显。船山对自朱子以来地位就已经超过“五经”的“四书”给予了很高的重视,②不仅在对经典进行诠释的方法上有所表现,在整个义理层面的回归上也有所体现。可以说,船山对于时代问题的关注,已经转化为他对道学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对道学基本问题的重新解读,才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其实,在对宋明道学基本问题进行新的阐发过程中,就已经贯彻了船山思想的主旨,即对功夫践履之“实”的关注。在哲学层面上他对张载“气学”进行了新的考察,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他自己的“实”的观念。理论上对“实”的重视,反映到现实中,必然要反对、拒绝那种空灵、虚幻、不实的风气。能够起到对这种风气进行矫正的作用,最有效的媒介便是“礼”。“礼”所具备的践履实在性,在现实层面上可以直接革除明末尚虚夸所带来的风气弊病;在理论上又可以上承儒学的基本精神,对宋明道学的理论缺陷与不足进行补正。对于“礼”的重视,使得“礼”在船山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一种枢纽性的作用,从而将宋明道学所重视的“存(天)理”转化为他自己的“遵礼”系统。换句话来讲,他因为要提倡“礼”的践履性与实在性,这就直接决定了“遵礼”体系的产生。对这一包含多个层面、多个环节的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复杂的转化过程的呈现,便形成了他的“遵礼之道”。受道学思维模式的影响,船山对“遵礼”系统的考察是从哲学层面开始的,即他所继承张载思想中的“气”,用道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气之)天理”。然而,与道学家不同的是,船山并没有一味地强调“以理胜气”,而是将“理”的作用落实到了“气”的优越性上。也就是说,他不再像道学家那样过分、片面地强调“理”对于“气”所具有的合法性,而是将这种合法性转化落实到“理”对于“气”的有效性的考察上。而“理”的有效性问题就是现实中“礼”的践履性问题。这就直接决定了在整个“遵礼”的系统中,哲学形上层面的考察不再具有独立性的地位,必须被放到“礼”的伦理背景中来加以考察才能得到把握与理解。“气”的实在性根基就是为了奠定“遵礼”的践履过程能够得到有效运转的基础。在这一前提下,船山进一步展开了对“遵礼”体系的考察,分别从理由理据、贯彻原则、德目条件、实践措施、价值指向五个方面进行了阐发。船山所处明清之际的特殊社会背景,对其思想有着极为深刻的刺激作用。这就直接导致了他要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一种理论上的反思,从而提出了“遵礼”辨人禽、防夷夏的主张,以此实现挺立人道的目的。“遵礼”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功能与效果必然要体现在多个层面。如何使得遵礼可以在容纳多层面的同时还能保持其整体的统一性,这就需要有一贯的原则贯彻其始终,以作为遵礼运作进程中的指导方针。为了确保礼在现实践履过程中的有效性,船山对遵礼原则进行了讨论。对于“礼”的践履而言,其可能性与必要性还在于遵礼主体有一定的内在德性基础。只有具备一定道德自觉感与道德意识的人,才可能主动地践履“礼”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使“礼”成为生命状态得以表达的一种形式。对遵礼策略的考察,其实也就是对遵礼实践路径的解决,为遵礼的现实践履提供措施上的保障。遵礼体系最终所要归向的价值与意义,构成了对遵礼旨归的讨论。可以看出,“遵礼”系统内部的五个环节之间实现了有机的协调,这将有利于促进“遵礼”在从个体心性修养到社会风气转变再到国家政治治理的整个践履进程中逐渐展开。充分地显示出“遵礼”系统所具有的伦理价值。对船山“遵礼之道”的考察,实现了学术界现有研究船山礼学思想的视角转换,在“遵礼”的视阈中将礼的理论价值转化为动态的实践价值。对船山遵礼之道的探究,超越于以往的抽象思辨活动,从理论考察上升为一种实践智慧,从理智德性转化为实践德性,使哲学的探讨能够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把握。传统对船山礼学思想的考察侧重于伦理的理论层面,遵礼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伦理实践的品格,从静态的考察提升为动态的实践运用。此外,重视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两个结合,即固有文献资料与文化诠释的结合,哲学形上的构思与道德形下的建构相结合,更加重视在道德建构视阈中的理解与解读。船山遵礼之道研究的展开,从理论层面上来讲,有助于开拓礼学思想研究的新转向,进一步发掘礼的独特价值,丰富并发展船山礼学的研究内涵,拓宽礼学研究的新视野。从现实层面上来讲,可以避免现代社会只强调法制的预防与约束而忽略道德的引导与提升的缺陷与不足,为现代公民人格的塑造与形成提供一种传统的借鉴标准。同时还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方针提供有效的参考价值,以挽救当代社会的道德滑坡与道德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