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适用普通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应先进行全面调查。但我国涉及“全面调查”制度的规范较为分散,行政处罚程序的各类规范未对此予以系统规定。长期以来,诸多行政部门按照自身确立的程序与标准进行“全面调查”,引发诸多问题。因此,迫切需要统一的“全面调查”制度予以规范。理论界对此问题关注不够,相关研究较少,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特别是提升监管效能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完善行政处罚的全面调查制度,应贯彻权利本位理念,将相关人和公众的程序权利融入到全面调查制度中,并明确调查范围和适用标准,就调查主体和调查权进行全面规范,统一相关程序,明确引入新型调查技术的适用范围和标准,改进行政主体间协作制度以促进调查资源的合理分配。同时,还需规范行政处罚制度与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的程序衔接。本文从四个部分展开了研究:第一部分就行政处罚调查制度的一般理论进行介绍。梳理了行政处罚全面调查制度的变迁,简要介绍了全面调查的涵义,分析了全面调查的法律性质,认为行政处罚全面调查属于程序制度。简述了行政处罚全面调查的内容和分类,阐述了全面调查的适用程序,并且辨析了相关概念,展望了全面调查制度的新变化。第二部分就行政处罚调查制度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对全面调查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实践中全面调查的范围和界限不明,所适用的标准不一。调查主体薄弱,新型调查技术欠缺法律规制。全面调查的程序不规范,调查规范分散。调查权设置不科学,行政职能与调查权不匹配,调查资源分配不合理,调查制度与其他制度衔接不畅。未树立权利本位理念,权利保障不足。从制度体系和程序分析了行政处罚全面调查制度不完善的成因。第三部分就行政处罚的调查制度的实践进行比较。我国其他调查制度发展较快,积累了丰富经验。大陆法系置行政处罚调查权于行政程序中,行政处罚调查与刑事案件程序不同。在英美法系中,行政机关享有广泛的调查权,司法审查对调查事实给与了极大尊重。域外的调查机构林立,调查规则分散,阻碍了调查能力的提升。新近的立法,注重高科技与信息共享。第四部分就行政处罚调查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主张明确全面调查的范围、界限和适用标准,对全面调查义务予以补充和豁免。规范全面调查主体和调查权,分类配置调查主体,灵活设置调查权。完善行政处罚的全面调查程序,对新型调查技术予以规范。制定统一的调查规范,完善调查程序,建成统一的平台以强化调查主体间协作,畅通行政处罚全面调查与行政检查等制度的衔接。保障相关人和公众的程序权利,对举报人和证人予以特殊保护,扩展相关人和公众程序权利的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