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作品《简·爱》于上世纪30年代由李霁野先生第一次翻译成中文,成为家喻户晓的英国小说,而在那之后的80多年时间里,又有100多个中译本(包括全译本、节译本、编译本以及中英文对照本)相继面世。在如此众多的译品中,李霁野、祝庆英和黄源深三人的译本较之其他译本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不容忽视的重要性。李霁野先生的译本是中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前唯一的一个全译本。祝庆英译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译本,总印数超过三百万册,至今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黄源深的译本则是90年代读者反应较好和学者评论较多的译本。出于对以上三个译本特殊性的考虑,笔者将以它们作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在中国,从翻译研究的视角对《简·爱》的翻译进行研究向来都是热点。尤其是最近几年,《简·爱》译本研究再次成为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包括两两作品之间的比较,乃至四个译本间的平行比较。但是,把这三个译本放在一起进行历时比较研究却并不多见。本文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对《简·爱》的这三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译本的多维度转换、读者反应、以及译者素质三个方面综合考查了三个译本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研究发现,李霁野、祝庆英和黄源深的三个译本都体现了译者所处时代的特点。这三个译本都是译者在各自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适应和选择的结果。从语言维看,李霁野选择了当时的词汇、句法形式,适应了他当时读者的需要。但由于汉语的发展与变迁、他所选择的那些词汇、句法形式以及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词汇,难以在当今翻译生态环境中生存。相比而言,祝庆英的译文,虽有较重的欧化句法并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但由于她选择的是汉语规范之后的词汇、句法形式,她的译本适应了八十年代的读者。另外,祝庆英为适应当时翻译生态环境,为文化词加注不少,提高了译本在自然选择中的生存可能性。九十年代,黄源深为了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主要采用了归化译法并适当地对文化进行注释,这都是黄源深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有意为之的策略。另外,通过对《简·爱》译本的比较以及对译者的适应性选择的研究,本文发现翻译过程中的适应选择两个阶段的第二个阶段中的翻译生态环境所涵盖的范围应该更大。尤其是在重译活动中,它应该包括现有译文的影响。本文提出这一观点,以期为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做出一些尝试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