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及历史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对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灾害灾荒进行综合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更具体、更直观地再现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灾害灾荒状况及其应对措施,本文还采用了个案分析、归纳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以期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社会原貌,以史为鉴,为今日的抗灾防荒提供启示。第一章主要记述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发生的重大灾害灾荒,并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灾害灾荒特点为后文的深入探讨提供依据。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灾害多发,其中影响严重的主要有水灾、旱灾、传染病,因此本文的论述以此三种灾害为主,从宏观的角度对民国三十八年间北京地区发生的重大灾害的灾情概况进行全面的论述,从中探寻灾害灾荒的特点：灾害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春旱秋涝,灾种多,次生、衍生灾害突出,群发性强；灾荒的特点则表现为无年不灾,无灾不荒,荒情十分严重,特别是日军侵占北京期间荒情最重,但传染病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第二章主要分析灾害灾荒的成因。自然因素是导致灾害灾荒发生的直接原因,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因素对灾害灾荒的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本章提出造成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几乎无年不灾,无灾不荒现象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以及河流水系；而近代以来,生态环境恶化、政局动荡,战乱不断、水利失修,吏治腐败、人民生活贫困、科技落后,迷信思想作祟则是造成灾害灾荒严重的主要的社会因素。第三章主要分析灾害灾荒的影响。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动荡,人民生活贫困,社会抗灾力低下,造成北京地区逢灾即荒,反过来连年不断的灾荒得不到控制,又给北京政治秩序、经济发展乃至灾民心理造成巨大冲击。灾害灾荒最直接的后果即是大量贫民因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受灾致残致死,活下来的因生计无以为继,有的背井离乡,踏上外出逃荒之路,有的则聚众暴动,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灾害常常导致农业歉收,工业、交通、通信设施毁损,这反过来又恶化了民众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利于灾后救助,而且阻滞了北京城的近代化发展。在连年灾荒的社会环境下,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受害者,都是灾民。一方面灾害灾荒给灾民造成严重的生理戕害和心理压力,另一方面,面对灾荒大家守望相助,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抗灾心理,正是在这种心理的引导下,慈善义赈迅速发展起来,并推动着官方救助走上近代化的救灾之路。第四章主要对政府防灾救荒的思想与实践进行论述。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传统的救荒思想及荒政措施在这一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同时近代化的防灾模式逐渐建立,机构设立逐步完善,从京师警察厅至赈济委员会,灾害灾荒的管理开始走上程序化的道路,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多样的赈灾资金筹集方式为防灾救荒提供了法律和财政的保障,水利工程与医疗救治的发展凸显了近代防灾救荒技术的进步。1924年、1929年和1939年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三个重灾年份,虽然灾害的发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三个年份分别属于民国时期三个不同时期,灾后救助有明显的差异,1924年灾害发生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应对灾害灾荒时多采取的是临时性临事性的措施,最典型的表现即是冯玉祥将军在爱国心的驱动下积极救助；1929年国都南迁对北京的灾荒救助有定制影响,但南京国民政府在灾荒的应对上更注重制度建设,有制度按程序防灾救荒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进步性,1939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三年,当时日本已经全部占领了北京,借助日伪政府控制北京,虽然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敌后辖区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救助,但伪政府的统治却加重了荒情。第五章主要分析社会救济。本章首先简要论述了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慈善义赈组织的发展概况,由于北洋政府时期官赈废驰,民间慈善义赈组织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总体处于自发阶段,力量分散。在救助的过程中民间组织逐渐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制定了-系列旨在规范慈善义赈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在不干涉其独立发展的前提下加强对义赈组织的监督。通过比较1917年和1921年北京地区民间组织的救助,本章提出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政府救助和民间救助的关系表现出从借力到让位的转变,凸显了动荡的环境下社会力量的强大。1912-1948年是古老的中国从传统迈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时期,防灾救荒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化步伐艰难地前行着。虽然政府与民间组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灾前预警机制的缺失,各种救灾机构缺乏监管,腐败问题也十分突出,严重地阻滞了前行的步伐,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得到改善。因而在防灾救荒中发展是关键,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现代化是防灾救荒的发展方向,民国时期的经验为今天的防灾救荒提供了借鉴,而今天在继承的同时勇于创新的才是正确的灾荒救助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