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化石能源消耗高,能源使用效率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快速工业化进程更是加速了对能源的消费需求,随之而来的是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碳排放问题愈发严峻。2006年成为世界上碳排放总量最多的国家,并以每年约6%的速度不断增长,2016年更是超过美国和欧盟碳排放总量。意识到目前碳排放问题的严峻性,政府设定节能目标并出台相应举措,国家“十二五”规划设定单位GDP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分别下降16%和17%的节能目标,通过对高耗能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业及其他重点用能单位实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方案”（简称“减碳”政策）,施加能耗约束,为“十二五”节能目标实现提供重要支撑。此外,健全节能法规、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完善企业节能奖励惩罚机制、强化公众对企业的监督等措施保障了“减碳”政策节能目标顺利实现,切实提高了我国能源使用效率,推动节能环保工作进展,有助于破解碳排放约束难题,对我国早日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一定的意义。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全球经济放缓,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也持续增大,制造业企业就业形势不容乐观。2018年首次提出“六稳”工作要求,并明确将稳就业位列首位;《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指明就业优先,增加就业数量,调整就业结构;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强调“财税、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就业优先实施”。在此背景下,作为目前我国具有代表性的节能政策（汤学良等,2019）,“减碳”政策一方面有助于降低企业生产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激励企业创新（邓玉萍等,2021）,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劳动力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给企业带来资金流动性约束,削弱市场竞争力,不利于企业就业。那么在国家提出“稳就业”的大背景下,“减碳”政策究竟会给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带来什么影响?其微观经济效应如何?不同特征的制造业企业在面对“减碳”政策时的就业调整方向如何?这一系列问题的科学回答,不仅有利于“稳就业”阶段更加深刻地理解“减碳”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而且对“双碳”目标下更加准确地评估中国“减碳”政策实施效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减碳”政策的实施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深入考察了“减碳”政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减碳”政策显著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就业,经一系列的模型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减碳”政策主要通过产出效应抑制就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就业,但产出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最终导致制造业企业就业减少。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减碳”政策对非国有、融资约束高、政府补贴程度低、重污染行业、成本转嫁能力弱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制造业企业就业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研究结论为理解“减碳”政策与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关系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新的启发。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1）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减碳”政策对我国制造企业就业的影响,较好地规避了内生性问题,减少由此引起的估计偏差。同时,对双重差分法进行了有效性检验,保证了双重差分方法的适用性。（2）本文不仅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减碳”政策对制造企业就业的具体作用路径,而且还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类型企业面对“减碳”政策时的就业调整方向差异性,为今后环境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权衡环境与就业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在于:（1）本文仅对制造业企业就业影响进行分析,然而“减碳”政策并非只针对制造业企业,还可能对其他行业企业就业产生影响。（2）从微观层面研究“减碳”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忽略了劳动力跨部门、行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