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之一，他在诗歌、散文、小说、政论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早在五四时期就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大师。实际上，虽然他是以小说成名，但其散文作品丝毫不逊色。对于郁氏散文的研究，二三十年代就有人涉及，但笔者认为，直至今日，大部分研究仍然集中在其前期作品上。对于他晚年流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时期的作品，则很少有人关注。研究文章不多，成果不够显著，这也是笔者打算把这批创作挖掘出来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30年代至今，不少人对郁达夫的印象不外是颓废、感伤、耽于醇酒妇人等等。而郁达夫晚年流亡海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在新加坡办刊办报的经历，却很少有人知晓。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社长之邀携妻带子前往新加坡，开始主编《星洲日报》副刊等文艺刊物，继续用自己的能力作一番“有益的努力”。这些刊物几乎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郁达夫借助它们来提高群众的抗敌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敌热情、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事实上，郁达夫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抗日志士。 他在海外利用报纸这一特殊的斗争工具，在宣传战线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新加坡期间，郁达夫所写的大都是战斗性很强的政论、短评、杂感和旧体诗词。他永远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对祖国对人民满怀热情。由于这个时候日本大举侵华，和在国内为抗战奔走一样，他那颗永远属于正义和悲悯的心发出了强烈的呼声：号召海外爱国者动员起来，积极支援抗日战争。他不仅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位“战士”。 大多数情况下郁达夫被误解为一个颓废的人，其实他有着非常复杂和矛盾的性格。经历了五四时期的社会巨变，他的身上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点。他具有旧式文人的习气，却又受了先进思想的浸润；对政治既热情又疏离，对国家既热爱又痛恨，人们很难用一把尺子衡量他。郁达夫是个有着独立性格、自主意识和坚持自身价值的人，他用自己的笔和生命谱写了悲壮的人生。但他毕生不见容于中国社会，这也许就是某种程度上他作为“边缘人”的悲剧命运。他以凛然的正气，捍卫民族尊严；他谴责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晚期的杂文和政论，更渗透了一个真正文人对时代、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责任感。通过此文，读者或许能一窥其赤子心泉，并对郁达夫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