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翻译”来自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1993年在《卡拉萝》(Callaloo)上发表的《厚翻译》一文。他将“厚翻译”定义为“通过注释、评注等方法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的一种翻译。本文将以“厚翻译”为研究的主线,对辜鸿铭与理雅各《中庸》英译本进行“厚翻译”注释类型的归类和分析研究,以期丰富和深化“厚翻译”思想,为实现“译者学者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与《论语》、《孟子》、《大学》一起合称“四书”。《中庸》作为一部重要的中国经典著作,在中国的思想史和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对世界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中庸》英译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十六世纪中期《中庸》英译始发至今,辜鸿铭与理雅各的英译文本倍受推崇。作者主要采用描写性方法,从“厚翻译”类型角度切入,对辜译本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和理译本Doctrine of the Mean中的“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又称为“深度翻译”、“增量翻译”等)现象给予描述,并集中论述了两译本中的注释现象。本文将“厚翻译”中的注释现象分为知识性注释和研究性注释两种类型。具体而言,知识性注释包括解释性注释、指示性注释和对比性注释三类；研究性注释包括发现性注释和批判性注释两类。在分析“厚翻译”中注释类型的基础上,本文接着对两译者“厚翻译”类型和内容选择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分别从翻译内部和翻译外部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认为“厚翻译”类型的差异与两个译者的能力、知识储备有关,还与译者所处时代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译者心目中的目标读者、译者文化身份等社会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厚翻译”是“学者型译者”之为。但研究表明,翻译者兼具译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在翻译内部和翻译外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即“学者型译者”(scholarly translator)和“译者型学者”(translatorial scholar)。“厚翻译”译者的两种文化身份,是导致两译本“厚翻译”类型差异的核心因素。本文还对“厚翻译”思想在理论上进行了反思,并倡导“译者学者化"(the scholarization of translator),其对于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实践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都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