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一直是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但关注的重点大多是婚姻关系中的女性受暴者一方,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关注度不足。我国对相关未成年人的保护集中在《反家庭暴力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反家庭暴力法》以列举方式对家暴做出定义,但存在家暴主体不明确、家暴限定范围过窄的问题。三个救济制度中,人身安全保护令规定较详尽,但实践中对未成年人适用率较低;强制报告制度、撤销监护权制度规定较原则,实践中适用困难。《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强制报告的主体划分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新增一章“政府保护”,明确民政部门的临时监护责任。然而未对强制报告的责任机制及适用标准做出解释,也未规定新监护关系建立和原监护关系恢复的审核标准。《民法典》首次确定家庭成员的范围,并对撤销监护权的具体情形、申请主体、监护权恢复予以明确,弥补了《反家庭暴力法》的不足,但《民法典》的规定适用到家暴环境下未成年人的保护中是否合适有待商榷。本文以上述法律文件为基础展开研究,以期能为相关未成年人的保护提供一些参考。本文从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通过对我国立法文本的解读,得出我国目前对家暴未成年人的范围及施暴主体限定过窄的结论。分析我国家暴未成年人现象的成因、特点及危害,表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性。第二部分,通过相关个案引入,分立法和公权力介入两个方面,分析我国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及公权力介入现状。第三部分,从我国目前的救济制度,以及部门间联动性角度,结合现实分析其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前文,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出发,提出我国完善家暴环境下未成年人保护的建议。主张应当从预防阶段到救济阶段都给予未成年人以特殊保护。为了减少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在调查、侦查、选任监护人方面应足够审慎。公权力机关应与其他社会组织形成联动,帮助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