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用水是基本民生需求。我国西南岩溶地区是全球岩溶分布最集中典型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洼地”,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更为落后,农村生活用水安全较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以贵州山区最为典型。贵州山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过去农村水利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废污水未达标排放等现象普遍,近年来随着水利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农村生活安全有了一定改善,但农村生活用水安全标准相对宽松、基础薄弱,安全隐患问题仍较严重。针对贵州山区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研究相对缺乏。因此,文章选取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有较大差别的黔东南州、安顺市、黔西南州及贵阳市所辖40个区县为研究对象,运用PSR模型构建贵州山区生活用水评价指标体系,结合PLS结构方程模型从县域层面定量反映研究区的农村生活用水安全,宏观明晰影响贵州山区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从经济-社会-环境维度对研究区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的驱动类型及影响原因进行分析,并从村域层面对典型村落水质进行检测,了解贵州山区水质安全现状与主要问题,提出适宜于山区的几种安全用水保障技术及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状态对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的影响远大于压力和响应,说明山区自然概况和水资源本底状况不好,是研究区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村人口占比、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地表河网密度、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岩溶面积占比、森林覆盖率、地表起伏度、平均坡度、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村占比、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村占比、饮用水源为净化处理的自来水占比、不受保护井水泉水占比等指标对农村生活用水安全影响较大。典型村落生活用水水质主要受大肠菌群数、硝酸盐氮、细菌总数超标影响。(2)从2016年研究区农村生活用水综合安全指数分布来看,处于较安全、临界安全的区县分别占区县总数的10%、57.5%,不安全和极不安全水平的区县分别占区县总数的20%、12.5%,多数处于临界安全水平,其次为不安全,研究区农村生活用水安全整体较差。整体上按贵阳市、黔东南州、安顺市、黔西南州顺序呈逐渐变差趋势。仅贵阳市的南明区、云岩区、白云区、观山湖区为较安全水平,其他区县均为临界安全、不安全或极不安全水平。(3)从2016年研究区农村生活用水安全各子系统安全指数分布来看:压力安全指数从V-I级的区县数量占比分别为10%、17.5%、35%、17.5%、20%,压力安全指数处于V级的4个区县均位于贵阳市,云岩区最高为0.3,压力安全指数处于I级的8个区县7个位于黔西南州,望谟县最低为0.044。在农村发展越好的区县,其农村生活用水压力安全指数越高。状态安全指数位于V-I级的区县数量占比分别为20%、7.5%、22.5%、32.5%、17.5%,从江县最高为0.288,安龙县最低为0.113。黔东南州各区县农村生活用水状态安全指数较高,其次为安顺市、贵阳市,黔西南州最低。在自然环境越好,降水量越丰富的地区,其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状态越好。响应安全指数位于V-I级的区县数量占比分别为17.5%、27.5%、22.5%、25%、7.5%,云岩区最高为0.267,望谟县县最低为0.046。农村生活用水安全响应安全指数地区分异较大。响应指数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发展越好的区县,响应程度越高。(4)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的形成原因和驱动类型从经济-社会-环境维度分析,可将研究区各区县分为均衡驱动型、经济社会驱动型、环境驱动型三大类。均衡驱动型中农村生活用水安全受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影响程度相差不大,占区县总数的50%,其中经济、社会、环境安全指数较低即受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程度更大的地区为均衡驱动Ⅰ型,安全指数更大受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程度更小的地区分为均衡驱动Ⅱ型,这两类地区分别占区县总数的22.5%、27.5%。经济社会驱动型地区主要受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的影响,该类型占比为25%;环境驱动型主要受地理环境复杂脆弱的影响,将社会经济发展更好的环境驱动型地区分为环境驱动亚型,环境驱动型地区占比为25%。研究区多数区县农村生活用水安全主要受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环境质量不佳均衡影响。(5)针对农村生活用水安全存在的问题,提出给水净化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养殖排泄物处理技术措施及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水资源保护与管理,提高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生态保护与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发展节水型农业,加强农村居民节水等环保意识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