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改涉及的社会各方利益甚多,中央和地方政府,国有大中型煤炭集团与中小煤炭企业及其股东,煤炭行业劳动者,甚至当地煤炭企业附近的村民(居)民和与煤相关的产业。在各方博弈之下,因行政权的无所制约,传统治理思维和治理手段的左右,加上利益集团的自肥的倾向,煤炭政策毫不犹豫的倒向以政治利益至上的官僚集团和其治下的国有企业集团。尽管,决策者没有意识到——或者已经意识到而罔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使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得到深刻教育。经济学界及少数法学家人士,尽管力量小却发出了警告:不能开历史的倒车!政策的连续性,可预测性,公民合法财产权利保护,都被运动式的兼并运动所忽视;行政法上的程序价值,信赖利益保护,都在推进行业的集中度、提高行业竞争力的名义下,通过设立和提高准入门槛中被边缘化。这种规制手段和目标的背离,首先是管制主体的多元以及目标的冲突导致的,其次主要是因为手段与规制目的的不匹配,即杀鸡用牛刀。国有化只是最后的办法。手段不匹配的背后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但是博弈各方力量对比悬殊,造成了政策的结果的不公正,程序的不公平。针对该问题,必须对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限的正当性,设定程序合法性,效果的合理性进行持续评价。这是本文规范分析的落脚点,改善治理达致“良制”的规制目标。本文所研究的范畴,将限于因滥用行政许可所造成经济领域的准入管制及其负面影响,背后的利益博弈和规制手段与目的地匹配评价,与(产业)经济学和经济法(反垄断法)密切相关,并提出缓释的技术手段,最后论文的重心将放在行政许可的设定的完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