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持续了 30多年的快速增长,以高能耗、高投资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增长取得了明显的宏观收益。但是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片面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同时也带来高昂的能源消耗成本,以及由于能源过度消耗而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环境污染成本、高投资形成的坏账成本等宏观成本的积累,导致宏观收益质量的下降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这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亦即前期宏观调控政策产生的后遗症。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求向经济增长质量转型,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本文认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核心问题是降低经济增长中的宏观成本。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有效,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重点应加强宏观成本管理。在我国,虽然高能源消耗、高投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但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没有考虑或忽视了宏观成本存在的增长模式。在宏观成本约束、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自主创新能力要求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保持过去粗放式生产方式以追求快速经济增长速度,则不仅违背了经济增长规律,还会加剧现有的矛盾,造成进一步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绿色发展新思维以及转型时期宏观成本管理观念的提出,其基本理论依据之一便是宏观成本,即今后的经济增长是在低宏观成本约束下的绿色增长,其核心理念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依据宏观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及宏观成本边界理论,要求约束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宏观成本和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等方面协调起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源消耗是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宏观成本。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许多国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消耗问题,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如何从成本管理角度来协调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界定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扩大绿色节能和低碳产品应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不断迸发的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经济大局稳定,就成为我国在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上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以辽宁省为例,运用Granger实证研究方法,以辽宁省1978—2012年能源消耗的序列时间数据为样本,对辽宁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辽宁省的能源消耗和GDP之间存在长期变化的趋势。同时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辽宁省2000-2012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兼与上海市比较),测度结果显示辽宁低效率、高能耗的能源使用方式对资源透支严重,国民经济综合素质、民生改善与成果共享及经济增长效率等维度指数增长缓慢,说明辽宁依靠要素效率的增长模式没有形成,国民经济综合素质不高,民生的福利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些都显著影响着辽宁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国内关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和策略的归纳、总结及介绍上,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是对经济增长优劣程度的价值判断。但本文认为目前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宏观成本这一基本问题。基于宏观成本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互动机制、宏观成本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以及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等基本观念上,学术界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却极为有限,很少有学者能运用宏观成本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来深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本文立足于此,从会计学成本管理角度出发,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主要文献进行梳理,以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案例研究、实证研究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了会计学、成本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结合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对能源消耗、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同时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宏观成本管理研究理念进行了阐释;并从宏观成本政策层面、微观企业行为层面提出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建议,实现宏、微观的衔接,以期引起会计学界、经济学界的关注与思考。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提出了成本管理研究的新框架、拓展了会计学成本管理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理论研究角度的创新等。分析并论证了"宏观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宏观成本边界"、"宏观成本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等创新观念。同时,本文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宏观成本管理提出了"成本管理重心转移"、"拓宽成本管理领域"、"拓展成本会计核算范围"等研究观念;并基于宏观成本内涵及可持续发展要求,提出了构建企业成本核算的新模式。由于受实践经验和研究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本文对能源消耗、宏观成本、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等问题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仍需在以后继续做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