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月革命后中国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选择,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形成、发展直至完善成熟和取得胜利。在这一全过程中,共产国际、联共(布)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对中国革命既有积极有益的指导,也犯有严重错误。本文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7卷档案资料为基础,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的指导下,系统地分析和探讨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实事求是地客观展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探索、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本文内容由导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　　 导言,叙述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和研究意义、本领域的研究现状、论文的内容结构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通过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范式研究,阐明它对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影响。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的伟大尝试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以及经典作家的经验总结影响着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十月革命后,在共产国际积极推行列宁的促进“世界革命”战略和苏俄对华政策的影响下,中国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方略,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在中国进行了具体的革命实践。　　 第二章,重点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十月革命道路模式开始在中国革命中付诸实施。中国大革命失败说明,按照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中国走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从而使中共在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基本问题上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自身所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大力支持中共推翻国民党政权,帮助中共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指出了正确的大方向。但上百次的城市武装起义和暴动相继受挫失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城市中心论”不适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武装起义不断失败面前,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在秋收起义失败后率领队伍被迫退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使革命力量得到发展和不断壮大。共产国际、联共(布)面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而城市工作不见起色的形势,对在农村进行革命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由最初的否定到逐渐关注、重视和支持,政策上也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实践中,还存在着坚持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道路模式的倾向,它以三次“左”倾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践的最终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也给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形成造成诸多干扰,表明共产国际、联共(布)农村中心政策的不稳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城市中心论”彻底失败,使全党最终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所代表探索实践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而红军的长征在某种程度上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能继续重新发展提供了一种客观条件。　　 第三章,着重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走向成熟并付诸实施有何影响。农村包围城市特色革命道路在遵义会议后开始真正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付诸实施,并在中共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斗争中正式形成。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遵义会议进行了肯定,这有助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实施和发展。抗日战争爆发,苏联为避免受到德、日法西斯两面夹击进攻的威胁,积极支持中国进行抗日,通过共产国际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它更看重的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轻视共产党的力量,造成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中共在积极争取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支持并与之保持一致的同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开展独立自主地敌后游击战。共产国际、联共(布)面对王明右倾政策遭到的冷遇,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对于顺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和纠正王明右倾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共“走自己的路”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中共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使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得到发展完善走向成熟,并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以及打退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发挥了重大作用,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第四章,论述共产国际解散后,联共(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对中国在抗战胜利后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上对中共施加的影响。苏联面对二战后的国际形势,从维护自身在远东战略安全和利益出发,采取双重对华政策,主张中国在战后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敦促中共赴重庆和谈,并在中国东北问题上表现出政策的反复。中共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苏联政策的变化不定,及时地调整战略方针,继续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色革命道路,向广大乡村发展,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为革命的最终胜利积蓄力量。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斯大林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在态度上开始发生变化,但其双重对华政策使得在三大战役胜利之际的国共再次和谈中,引发了“划江而治”之风源。中共在揭露国民党和谈阴谋的同时,始终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走自己的路”。三大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在中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结语部分得出如下结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既起了积极有益作用,也有错误的指导造成了严重危害,都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给我们以重要的现实启示,即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支持,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出来并坚持发展的,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