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对东西方企业家生成所需非正式制度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对照剖析目前中国企业家生成面临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提出中国企业家生成非正式制度改革（或转换）的具体思路，进一步对中国企业家的生成模式作出解释。　　在导论中，首先认为企业家的生成不仅需要诸如宏观经济制度、微观经济制度这样的正式制度作为最一般的前提或基础，这些正式制度对企业家的最终生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一个特定的国度来说，一些诸如意识形态、文化、习惯、风俗等非正式制度却是企业家最终得以生成并呈现出多样性模式的真正“导演”，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导引出不同的企业家生成模式，因此，如果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作为研究中国企业家生成的两个基本前提，从分析研究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出发，探索一条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与市场经济下的市场文化有机“契合”起来，培植一种不断催生中国企业家的新型文化并由此造就一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队伍，实际上填补了我国企业家理论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其次对本文中涉及的关键名词与概念进行了匡定与厘清。在对中外经济学家企业家定义剖析的基础上，我认为企业家是凭借特有的人力资本独立地占有与经营资产（或资本），并以创新性的行为推动经济增长，增进经济效率的人。制度的涵义应包括:(1)制度是社会中个人或组织遵循的行为规则;(2)制度是组织的结构框架或模式;(3)制度是构成文化的框架或模式。非正式制度是指在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具有持久生命力，并得到社会认可的构成代代承传文化的一部分的一系列约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最后指出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包括:(1)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方法，强调的是一种方法上的结合或运用，是一种“经济观十哲学方法论”。(2)案例检验与形式化的方法的结合。案例检验方法的逻辑是分析与归纳。而形式化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演绎。分析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的结合是可以取长补短的。(3)理念型方法。理念型（ideal type）方法是利用理念型这个思维图象（或概念工具），通过去杂提纯，片面强调具体现象的某些方面，省略其他方面，从而达到概念或思维图象的内在一致性。因此，理念型是我们构造出来的思维图象，在现实世界里是找不到的，其作用只相当于一把尺子，用来衡量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距离(Weber,1978)。　　第2章是从文化的基本涵义出发，论述文化对人的行为制约（包括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关系，目的是通过一定的逻辑关系（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家生成的影响本质上是文化对行为的制约）为本文的研究构建一个合适的理论基础和框架。由于不同文化对人的行为制约表现的不同，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行为自然表现出差异。就企业家创新行为而言，东西方企业家由于具体依存文化背景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生成（行为）模式，但这并不能否认在企业家生成所需的文化精神或非正式制度方面存在着共性（实际上东西方文化中都存在激励创新的文化因素或精神）。这种共性就成为企业家生成所必需的非正式制度:(1)自强不息的创新冒险精神。这是企业家生成中的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精神要素。(2)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这是企业家产生的必要的文化环境:尊重人的独立与自由，肯定人的人格尊严与平等;充分漳显与肯定个体价值与主体意识;严格的经济行为伦理规范。(3)诚实守信的待人原则。诚实和守信不仅对于企业家的生成起着作用，对于企业家在利用信息资源，构建个人的社会网络，提高经济效率，发现新的获利机会等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作用于企业家生成初始，还作用于企业家的成长过程。可以说，因守信而产生的信任是企业家生成所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4)“中庸”适度的处事原则。“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处事哲学和处事方法对于管理者来说不言而喻。企业家在企业里进行的各项活动也是一种管理活动。为了达到管理目标，需要对管理活动进行控制，管理控制就涉及到管理适度的问题。对企业家来说，要想实现最优化的“适度”管理，只有在多与少、大与小、长与短、快与慢、动与静、松与紧、宽与严、刚与柔、进与退中进行最佳“度”的选择，这种选择的思维方法就是“中庸之道”。　　第3章是对西方企业家行为及其文化背景进行勾画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文化价值观为西方企业家的生成创造了有利的文化背景:自由使得企业家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职业化的专门阶层;平等与竞争为企业家进入与退出市场设置了规则;创新价值的激励使得以创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家更加关注创新和变化带来的效率，为适应竞争与效率的需要，为在有限的市场机会中把握和发现新机会，企业家不断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最终促成了企业家创新行为的持续产生;理性的价值观是企业家创新的价值基础，企业家创新行为只有建立在理性的认识（科学）和理性的实践基础上，才能产生积极的创新成果，才能取得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经济上的进取精神”、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有机结合、集中体现的“资本主义精神”为西方企业家的创新激励及创新行为实现提供了动力要素。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企业家行为尽管由于区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存在着模式或表现形式的不同，但一个确凿的事实是:西方企业家的产生均依存于一个既定背景框架:一是市场文化的熏陶;二是长年积淀的资本主义精神。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引致了西方企业家行为的持续产生。　　第4、5两章是对企业家生成所需的两个基本因素“信任”和“网络”进行分析与界定。在第4章的分析中，我们认为信任是“社会制度的一种润滑剂”，是通过增加确定性来降低合作或交易过程中的信息量和监督水平而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对经济当事人（在经济内部）在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建立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由于信任只有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由于不完全的信息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合作或交易当事人的行为特征和能力水平难以确认并难以通过合作实现潜在的交易收益或创新收益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因此，这实际上与企业家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同步性或相容性。同步性表现在企业家的创新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作出的判断性决策，判断性的创新过程意味着对既定信息的信任过程。企业家要想获得资本和其他资源进行判断性决策并实施创新，前提是取得信任问题，信任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潜在的获利机会，信任问题的解决成了一种企业性质的活动(Klein，1997，P6)。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信任度的高低不同，信任度的不同又导致了企业规模和企业家生成（或行为）模式的不同。信任度高的社会容易激励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和造就职业化的经理阶层，信任度低的社会由于企业家创新资源及动力的匮乏，使得企业家创新行为难以持续产生。　　第5章分析了网络对于企业家生成的效应。主要表现在网络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及其创新成功具有较大的相关性方面:(1)个人网络为企业家提供了开拓不同市场的信息(Butler,1991)，并且在降低交易费用的前提下保证资源的获得和有效配置。处于良好个人网络中的人因为有足够的信息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发展成为企业家。经济转轨时期，人们往往借助于个人网络来维持或建立经济活动或社会交往所需的基本信任和预期，以抵抗由于长期缺乏有效正式规则如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关系或行政权力关系带来的困难与风险。现实中那些较少拥有个人网络的企业家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这种关系网络，才能实现“创新”。(2)社会网络和企业网络对企业家生成的效应表现为社会网络告诉企业家并提供与企业相关的“创造性”活动的机会，企业网络提供了与企业有关的技术咨询、融资和物质资源等信息。企业网络成员由于获得网络资源的共享权力而共同成长与发展。企业家不仅能及时从网络中获取创新所需信息并从网络提供的多维空间里开发出新的信息资源，而且其自身创新活动提供的信息会通过网络“通道”迅速扩散而带动其它创新行为（企业家行为）的发生。(3)网络组织对企业家生成的作用在于网络组织以其“动态的灵活性”（克莱因，1984）赋予经济适应经济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多变性，网络的动态互动使得有价值的知识形成网络参加者所共享的启发信息核心（日本学者马场等称之为“context”）。而“context”给参加者以指导并指出常规的技术进步应当采取的方向以及协助判断用户最为关注的特定技术特征，在网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各种网络型企业家由于在网络协调过程中发挥的明显和重要的作用而大批出现（日本最为典型）。(4)企业家网络对企业家生成的效应或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对创新进行的操作性协调和战略性协调上(Teece，1992)。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正和博弈的合作结果使得合作双方能够获得独自创新难以获得的互惠收益。二是创新主体间的合作有效地降低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创新主体的合作使得主体间的“信息”或技术得到了有效交流或交换，从而增加了抵抗不确定性的能力。三是合作创新赋予了企业灵活性或战略性优势。大企业在创新激励上往往小于小企业，但若通过合作，大企业就可以随时与小企业带来的外部技术发展和产品需求变化保持联系，于是大企业的资源优势与小企业的创新优势实现了结合，从而方便地打开了新兴市场的大门。一些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知识在市场上由于难以通过定价获得转移，但在这种合作中，却可以迅速地容易地得到转移和扩散，从而有效地增加社会收益，合作双方从这种利益共享中获得了持续创新动力和创新激励，从而持续地产生创新行为，企业家得到持续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