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新公共服务理念和服务型政府模式的建立不仅仅是贯彻落实科展观的客观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之路。当下,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都急速变化,我们迎来了以信息的批量化生产和高速流动为特征的新型社会(也即后现代社会),这是一个与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对应的实在时间被压缩、空间被打破,整个地球变成一个由网络和信息编织在一起的新型社会。而媒体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给人类追求民主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公众通过媒介这一工具对公共事务进行参与和决策。传媒的变化和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对社会产生干预和影响,进而呈现一定社会公权力的特征。社会公权力的运行,可以避免国家权力的过分集中,且会对国家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腐败和权力寻租的行为。传媒的社会公权力和国家的公权力除了彼此制衡外,更重要的还是彼此尊重,国家公权力应尊重媒体的传播权利,为社会公权力的发挥创造条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所著述的《风险社会》一书中说我们已经生活在文明的火上。在新时期我们将遇到更多的风险和危机。
　　故而,如何积极有效地利用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公共资源为社会的福祉作出最大的努力、如何在危机事件爆发的三个阶段中有效扮演自己的角色是本文探寻的所在。然而在现实中,从新闻媒体出现伊始,国家公权力就开始对媒体的传播行为进行把关和控制。就我们国家而言,媒体是党的喉舌,具有“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双重属性。目前我国有些政府部门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还是普遍采取鸵鸟政策或是封堵消息的消极应对的危机策略,并且国家公权力机关对承担公共领域职能的媒体进行阻扰和施压,造成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集体失声和缺位的现象层出不穷。在风险社会和信息社会中,社会需要对信息的掌握和对信息的解释依赖性越来越大,媒体的信息传播和公众对信息的知情权也越来越不容忽视,尤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新媒体的发展也异军突起,新媒体的媒介组织和公民记者的传播权利也更不容忽视。如何对新媒体的传播权利进行有效的救济也是本文的重点探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