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是晚清重要的文学家、经学家、史学家，其所著的《楚辞释》被后世誉为独步当时。首先，针对《楚辞释》的成书年代，学界聚焦于1883或1885年，通过对其书信中“丁帅即世”的具体时间节点的考察，本文考定其书成于1885年。其次，针对《楚辞释》对《高唐赋》的收录问题。有学者称王氏将《高唐赋》选为楚辞是为“首创”，但晁补之《变离骚》已经选录。王氏称楚国之高唐观暗喻齐国的高唐邑，称顷襄王往见神女实为“联齐抗秦”，进而通过对屈原政治主张的言说，申明自身的外交策略，抒发其“纵横计不就”的失意之情，这是王氏选注《高唐赋》的根本原因。再次，针对《楚辞释》对弟子陈兆奎《天问补注》的收录问题。本文认为《补注》注重微言大义的阐释风格与王注一脉相承，这是收录的前提。王闿运称陈注较《楚辞章句》“为有眉目”，是收选《补注》的根本原因。陈氏的“眉目”主要体现在其对《天问》持三段论。陈氏虽欲围绕六国故实展开阐释，但陈氏认为《天问》作于顷襄王十八年之后，使得其所论主旨与释文之间彼此扞格。又次，针对学界对于王氏笔下屈原为纵横家这一命题，文章根据王闿运、陈兆奎对屈原的直接评价，明确《楚辞释》中屈原的主导思想仍然儒家思想。但王氏称屈原为“文儒”，而屈原本身又是一位思想复杂的诗人，其说仍然片面。又次，针对《楚辞释》“有断无证”的阐释特色的成因。本文从王闿运深好纵横之学的志趣追求、通经致用的公羊经学思想、《楚辞章句》对《楚辞释》“引经注骚”“比物连类”的释骚学理的影响等角度，论证王氏《楚辞释》中联齐抗秦、兴楚返王的阐释主旨及穿凿附会的阐释风格与王氏对于清末的外交政策、慈禧专权均有明显影射关系，这是《楚辞释》多刻意求新之说的重要原因。最后，《楚辞释》的成就不容抹杀，王闿运深求微言大义的注骚学理、求新出奇的论断对廖平及当代一批楚辞学者均有深远影响。《楚辞释》客观上推动了楚辞学研究的求新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