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其地位相对比较特殊。一方面,其篇幅相对短小,内容亦通俗易懂,然而也正是如此,它才能广为人所诵读,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而另一方面,由于史家记载不确切和“秦火”、“梁乱”以及宋代以后的疑古学风等外在原因,使得《孝经》成为一部聚讼不已的典籍。直至唐玄宗的《御注孝经》出,今古文、孔郑注之争才似乎有所平息,《孝经》在经文和对经义的理解上才开始走向统一。唐玄宗的《御注孝经》作为《孝经》流传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版本,自它出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长期成为《孝经》学界的焦点。当朝儒臣元行冲便为之作疏,这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使得《御注孝经》的影响能更为深远。北宋时,刑昺又奉敕对元行冲的疏文进行校定,并且将唐玄宗注与刑昺校订的疏文合并为《孝经注疏》,这对《御注孝经》的传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扩大了《御注孝经》的影响。后来的皇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虽也有发明《孝经》之义者,但是要么用唐玄宗之注,要么无出其右。唐玄宗的《御注孝经》既然能在“《孝经》学史”上取得这样重要的地位,除了唐玄宗是作为皇帝之尊来为它作注之外,它本身的内容和思想也应该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而目前对于《御注孝经》虽然也有不少研究,但是大多集中在探讨其地位和影响,或者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御注孝经》与其它的注释,以及开元初注与天宝重注进行比较。而思想方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孝经》思想的研究,而对于《御注孝经》的思想,却一直缺乏研究。本文正是立意在此基础上,以唐玄宗《御注孝经》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对唐玄宗之所以要为《孝经》作注以及他是如何注释《孝经》的作一番探讨。笔者采取包括历史研究、文本分析、比较研究等主要研究方法,以唐玄宗的《御注孝经》为主要文本,旁及《孝经》的其它注本以及相关的《孝经》研究文献,同时,对记载当时大事的许多史书进行了广泛阅读,发现唐玄宗为《孝经》作注存在着旧注踳驳和统治需要这两方面的原因,这就使得他在注释时既采用旧注中的菁英,又必须隐秘的表达他以劝孝来劝忠的目的,因而《御注孝经》的注释既带有学术上的继承性,又具有政治通俗性的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两种特性,使得《御注孝经》能在“《孝经》学史”上地位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