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关于性贿赂应否入罪的讨论很激烈,但是支持论者和反对论者都不否认的一点是性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普遍存在性。基于此,笔者从支持性贿赂犯罪化的角度出发,在对双方争议焦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当前阻碍性贿赂犯罪化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并对之一一进行深入探讨,力求促进性贿赂犯罪化的进程。本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和主要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包括三章。第一章首先分别介绍了性贿赂犯罪化肯定论者的观点、否定论者的观点以及肯定论者对否定论者的反驳性观点。在此基础上,笔者总结认为,在决定性贿赂应否犯罪化的最关键性问题,即性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普遍存在性问题上,双方不存在分歧。这成为本文支持性贿赂犯罪化的基础。而其他一些问题要么双方经过讨论达成倾向于犯罪化的共识,要么没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或者可能。因此,性贿赂能否犯罪化取决于以下几个双方尚存在较严重分歧且理论上和实践上比较重要的问题能否得到较好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性贿赂”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性贿赂”的内涵和外延怎样界定、性贿赂能否从不正当性关系中区分出来、性贿赂的入罪模式怎样选择、应否以性服务提供者的身份来区分是否入罪以及性贿赂中“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第二章首先从逻辑学中概念与语词的含义、“贿赂”本身的词义变迁、贿赂犯罪和“贿赂”的本质、客观现实的变化、社会公众的心理等角度分析了“性贿赂”概念具有合理性。又从社会危害性和便于司法实践操作的角度界定“性贿赂”应当是异性之间的性交行为。最后深入探讨了性贿赂与不正当性关系的关系。笔者认为没有谋取任何利益以及单纯图谋金钱利益的性服务提供者不能构成性行贿,只有具有为了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者职权、地位形成的影响力,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而提供性服务的人才构成性行贿。这是从贿赂犯罪的本质出发分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得出的结论。继而笔者反驳了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不正当性关系能够诱发职务犯罪因而不区分其主观目的都视作性贿赂的观点。笔者认为不正当性关系虽然是职务犯罪的诱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家工作人员自身,因此一定要区分不正当性关系与性贿赂,否则是对刑罚处罚范围的不恰当扩大。之后,笔者分析认为可以从国家工作人员获取性服务的方式(索取还是接受)、性服务提供者提供性服务的方式(自身还是他人、人数、环境等)、性服务提供者在性关系方面的言行、双方是否“有感情”等方面判断双方的主观目的。而判断双方是否“有感情”可以从其交往时间长短、交易关系是否明显、交往对象是否唯一等角度切入。本章的分析可以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刑法的谦抑性、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和社会公众知情权、司法实践的操作性等方面为性贿赂犯罪化进一步扫清障碍。第三章首先基于第二章的分析,从性贿赂与财物贿赂的同一性、刑事立法语言的简洁性、刑法逻辑的严谨性、刑法应有的稳定性、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的价值体现等角度深入分析了当前一些学者对性贿赂入罪模式的选择,进而提出应当采取刑法修正案与司法解释相结合的入罪模式。然后笔者针对部分学者提出的,区分性服务提供者是性工作者还是请托人自身或亲友来分别做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处理的观点,分析认为“权色交易型”性贿赂在社会危害性上与“权钱交易型”性贿赂相同,甚至更重于“权钱交易型”性贿赂,而国家对其尚无任何法律法规可以约束,因此不宜将其排除在刑法的规制范围之外。最后,笔者将“第三人”分为性工作者和请托人的亲友两类,认为前者主要从其是否与请托人通谋上界定其应否成立行贿罪,而后者应否成立行贿罪则视其是否明知自己的性行为是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权性交易的中介。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认为本文的探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阻碍性贿赂犯罪化的问题,因此具有促进性贿赂犯罪化的作用。同时指出性贿赂犯罪化可能面临一些失误,因此要谨防其可能引起的司法腐败等问题。最后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以期引起学者们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