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生育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人们所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变化而引致了家庭观、婚姻观、生育观等变化,进而引致生育率持续下降甚至低于更替水平,除少数国家外,这种趋势正逐渐演变成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生育率持续下降绝不是一场无声的革命,而是对过去生育模式根本性背离,它不仅对人们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现代经济持续增长产生深刻的影响,对未来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我国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家庭经济学所强调的婚姻共享规模收益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减少,Hakim偏好理论所强调的现代劳动力市场变化正在逐渐加强,妇女的职业选择权及生育决策权越来越大,传统的父权文化受到极大的挑战,家庭决策中妻子的议价能力显著增强,并且在家庭重要决策,特别是生育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结合社会现实,基于家庭权力结构来探讨生育意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调查数据,使用有序logit模型,基于已有文献及数据可得性,选取家庭自主权差异作为议价能力差异的代理变量,使用年龄差异及受教育程度差异来衡量夫妻异质性,分别研究它们对夫妻生育意愿的影响,最后探究家庭自主权差异是否作为年龄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夫妻生育意愿。结果表明:夫妻家庭自主权差异、年龄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均对妻子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夫妻年龄差异对丈夫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在对受教育程度差异进一步分析之后发现当妻子的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的受教育程度时,受教育程度差异才对妻子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最后通过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差异既可以通过影响家庭自主权差异来间接影响妻子的生育意愿,又可以直接影响妻子的生育意愿;而年龄差异无法通过家庭自主权差异来间接影响妻子的生育意愿。因此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实质上大部分应该归因于妻子的生育意愿的下降,与丈夫生育意愿的关系较小。妻子受教育程度的相对上升与年龄的相对上升是影响妻子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