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是以译作形式存在于目标语文学中的一种特殊文学类型,对于目标语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中西翻译史上都得到过证实。国内对于翻译文学的研究范式大致经历了承认翻译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编写并描述翻译文学史,到目前在译介学或翻译文化学派等理论框架下探讨翻译文学在目标语语境里的选择、生产、传播、接受受到了哪些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借鉴生态学整体系统的研究范式,归结与杂合翻译文学研究的几种常用范式与视角,不仅宏观上对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十七年”、“文革”与“转型期”进行历史的、功能的考察,更重要的是从微观的层面探讨当代不同历史语境里翻译文学的主体间关系、主体活动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从生态学原理出发反思如何围绕生态环境和主体间关系两方面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翻译文学生态系统。首先,本文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化学派(主要是操控学派)、生态翻译学等研究成果,将翻译文学整体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下的一个子文学生态系统,其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本土文学的发展情况、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诗学、审美需求等各种环境因子;而系统内部则是由创作者、赞助人、译者、接受者、评论者等几大主体构成。翻译文学与其外部环境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是一种互动关系,且不同时期翻译文学的发生都受到特定时代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按照佐哈尔文学多元系统理论中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或边缘位置的条件以及勒菲弗尔关于文学翻译受到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等几大操控因素的论述,“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翻译文学,随着当代新文学的形成和成形,从文学系统中心向边缘进行运动,并且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和高度选择性,是主流意识形态基本操控的过程。“文革”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文学已占据文学系统中心,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文学和文化采取了强烈的排斥和批判态度。文学翻译已经翻译完全服务于同期的政治使命,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层赞助人对诗学权力话语的操控达到了极端的状态。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文学异质形式难以融入本土文学中,翻译文学几乎没有空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新时期文学转型并且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心附近游离,整个主流意识形态对给与了其他意识形态及“专业人士”更多的诗学话语权和自由性,宽松的文艺政策使得翻译文学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空间。其次,本文运用史学描述和个案实例对中国当代“十七年”、“文革”和“转型期”(新时期)等三大不同时期的翻译文学形态、主体间关系、主体活动以及相应的生态环境因素进行梳理。在论述过程中,本文以国内一份较有影响力的翻译文学期刊《世界文学》(前身为《译文》)为实例,从点到面对当代三大不同时期翻译文学的主体间关系和主体活动进行分析,发现在不同历史社会语境中,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主体间关系也相应改变,翻译文学主体们在翻译选材、翻译动机、策略运用、作品传播和接受评论等活动中所体现的主体身份和主体性也各具特点,最终使得翻译文学整个系统的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也有所差异。“十七年”时期的翻译文学作品以“服务政治”为主要选材标准,译介了大量的俄苏现实主义文学,东欧、亚非拉等社会主义盟友国家作品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古典主义作品和“进步”、“革命”作家作品。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地位过分突出,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作品主题、读者的接受、翻译作品的评论都有明确的“为政治服务”导向且要接受“赞助人”的监督和管理。翻译文学系统主体间关系中赞助人成为了中心:赞助人决定翻译作品的来源和翻译作品的主题;赞助人规定译者的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赞助人规定谁作为评论者,并规定读者的解读视角。“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的政治功利性达到极端,翻译文学成为禁区,只有少量作品作为政治批判使用而“内部”发行。“文革”时期,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诗学话语权的极致操控,外来过强的政治环境因素破坏了整个翻译文学系统的文学本体审美功能,所有的主体身份模糊。曾经作为低层赞助人的期刊编辑、编委、出版社等的话语权也被更高级别的赞助人剥夺和噤声,其他主体的主体性也越来越模糊:译者几乎没有了自己作为译者的身份;不同层次的赞助人身份也纷纷消失;读者与专业评论人士的独立话语难觅,评论带有浓厚的政治批判色彩。20世纪80-90年代,由于文学与文学转型形成了一些文化和文学空白,需要吸收新的异质元素来填补,翻译文学也开始逐渐减少向政治意识形态等的绝对靠拢,选材不再只从政治需要考虑,更多是出于多元化的文学需求考虑。20世纪80-90年代新时期的“转型”期里,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更多地释放诗学话语权,文学作品的译介也更多是为了满足文化交流和审美需求。翻译文学系统的主体间关系则突出在译者和读者的地位,他们开始从“透明”和“隐形”中走出来,更自由地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译者的自身审美意识、译者的选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灵活的翻译策略和技巧、译者的翻译动机等得到更多关注。读者作为翻译文学接受的主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系统中主体间关系的生态分析——以《世界文学》期刊为例I V体和译作价值也体现在他们对于作品的多元化的阐释和解读、对于文本意义“延异”的积极探寻。最后,本文由生态学的一些原理出发对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系统的演替进行了一些生态反思,认为将来新的环境下翻译文学生态系统长远可持续发展在于保持较平衡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和谐共生的主体间关系。翻译文学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生态环境需容许翻译文学作品形式的多元性与多样性,尽量减少某些社会环境因素的过度干扰,完善丰富翻译文学系统各种功能;和谐共生的主体间关系意味着翻译文学系统的主体主动适应性选择,主体之间交互式平等对话形成交互式主体间性,从而更好地行使主体的主体身份与主体性。总之,本文置中国当代翻译文学于翻译文学于生态系统中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研究,归结一些相关的翻译文学研究,期待对翻译文学的本体理论系统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作用。本文对当代中国翻译文学系统主体间关系进行的生态分析也是全球化、商业化等环境下文学翻译新主体身份与主体关系的一种伦理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