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东迁后,王政不行,中原各国征伐不断,以争霸为主题而开展的邦交活动成为了春秋时期大国扩张的常态,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晋为协齐抗楚,同鲁国开展了一系列的邦交活动,双方颇为相似的地缘政治环境、礼乐文化传统以及同为华夏民族的认同感,使得两国在建交后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友好往来,晋也由此完成了此前的战略部署,长期保持着对楚的优势。因此,晋鲁邦交关系对于促进晋鲁两国的发展以及推动春秋时期的历史走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研究晋鲁邦交还能够对两国的历史以及春秋邦交问题研究添加新的内容。第一章对晋鲁建立邦交关系的背景进行了论述。首先从地缘关系角度对晋鲁建交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文公时期的晋国出于对外扩张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战略调整,为与楚争霸,极力拉拢齐、鲁两国,而鲁国也审时度势地加入到了晋国同盟之中,最终晋国完成了对齐的弧形包围,也构筑起了晋鲁两国基于地缘关系的联盟体系。第二则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因素对两国建立邦交关系的影响。晋称霸前,华夏各国遭遇到了来自楚国的威胁,楚国的功利主义政治信条显然不符合各国的利益,在此背景之下,奉王室为正统的晋国通过一系列手段逐步形成抗楚联盟,不堪楚国重压的鲁国也就此同晋建交。第二章对晋鲁邦交关系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考察。践土之盟后晋鲁正式建立了邦交关系,双方在晋文襄时期保持了一个稳定上升期;晋灵公即位后,因晋国君臣的不作为,直到鞍之战,晋鲁关系事实上处于一个频繁变动的时期;鞍之战后一直到晋平公早期,由于此前晋景、厉、悼三代的运营,晋国重新取得了对楚的优势地位,同时将齐国纳入到了同盟之中,因此这一时期晋鲁关系进入蜜月期;晋平公之后,晋国内部异姓卿族斗争加剧,已无心争霸,晋国同盟随之逐步解体,而鲁国也适时地加入到了齐国主导的联盟之中,晋鲁两国的邦交关系也降至冰点。末了本文对清华简《系年》所记载的有关晋鲁邦交史事进行了整理分析。通过与传世文献《左传》相对比,进一步论证了一些重大事件对晋鲁邦交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三章梳理了晋鲁两国的交往方式。主要有助战、会盟、使者往来、媵妾四种。战争是晋国推行其扩张政策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而作为晋国盟友,鲁国几乎参与了春秋中后期晋国主导的大部分战事。会盟则是晋国为讨伐不忠以及巩固战果而展开的邦交活动,鲁国也先后多次与盟。晋鲁之间的使者往来则属于朝聘礼的一种,当时奉行霸主政治,因此以礼乐立国的鲁国自然将事晋作为其对外邦交活动的重点。媵妾是晋国基于现有的婚姻制度同鲁国开展的一种特殊邦交活动,在促成宋鲁和解的同时也重新巩固了以晋国为主导的抗楚联盟。第四章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影响晋鲁邦交的因素,包括国家利益,国家实力以及礼乐传统。国家利益是晋鲁两国建立邦交关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晋与鲁建交的最终目的还是以协齐抗楚为主,因此晋国在其核心利益上多次对鲁国首鼠两端。国家实力则是制约晋鲁邦交稳定开展的重要因素,晋国内部矛盾缓和则国家力量集中,便有余力来保护鲁国,而一旦晋内部卿族相互倾轧,国家力量被分散,无心对外事务时,失去保护的鲁国随即叛晋。礼乐传统是晋鲁邦交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基本政治原则,晋鲁两国都需要根据既有的礼乐传统来维持现有的邦交往来,相应的礼乐文化秩序也影响了两国邦交政策的制定。纵观晋鲁邦交,从城濮之战两国初步建立邦交关系到夹谷之会鲁最终叛晋即齐,可以看出晋鲁关系并非是不变的,而双方在这一时期开展的一系列频繁邦交活动所遵循的政治文化传统却是相对稳定的,这一极具时代特色的现象能够为解答春秋时期邦交问题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