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以新公共管理为标志性旗号的行政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以其主张在弹性市场机制基础上，采用商业管理主义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对公共部门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而著称于世。与此同时，我国也在不断进行着行政管理改革的各种尝试。有些学者主张借鉴新公共管理的方法来指导中国的行政改革。那么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究竟有没有适用性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分析研究：首先，在引言部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作了理论综述。其二，对新公共管理进行了细致深刻的理论透视，包括新公共管理运动出现的时代背景、原因、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弊端、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人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以及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等。其三，利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分别列举和分析了西方行政改革的特定条件和我国行政改革面临的特殊背景，由此得知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以成熟完善的市场机制、规范化的政府职能、完善的法律制度、民主化的决策、成熟的技术支持为条件的，而我国却处在社会根本政治制度、行政文化、传统观念与西方不同、市场体制还不成熟、法制环境尚不健全、官僚制不足、第三部门发育还不成熟的现实状况中，因此并不具备实行新公共管理的客观条件。其四，根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产生深深的根植于西方国家所特有的政治、经济、法制、市场和社会环境之中。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法律制度、健全的官僚体制、广泛的民主决策、强有力的社会第三部门、发达的科学技术支持等诸多后现代社会的特点都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提供了土壤和动力。而我国社会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经济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法制建设还不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的不健康发展无法独立承担起社会公共事业管理的重担；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并未建立起来等诸多因素，导致中国目前的国情与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的土壤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新公共管理在中国的行政管理改革中是不具有适用性的。最后，针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的“摒弃官僚制”的口号，对官僚制进行反思。其中包括对官僚制是否过时的争论、范式转换的探讨以及由“独白”到“对话”这三个方面的再反思。在官僚制是否过时的问题上我们看到：那些所谓的替代官僚制的东西，不管是新型理论也好，还是实用模式也好，不但没有抛弃掉官僚制，反而是在完善修补着官僚制。倒是那些没有同官僚制发生正面冲突的学术理论，在不动声色地消蚀着官僚制的基础。关于范式转换的问题，最早由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了范式的概念。把范式这一概念借用过来评价官僚制，正是韦伯的官僚制，建立了一个研究组织与管理的前所未有的范式。韦伯以后的管理学，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完善、丰富、发展着这个范式。所以，那些试图抛弃官僚制的改革实践，到头来只是在这个范式上添砖加瓦；而那些对官僚制的理论批判，多数都在崇尚理性这一点上补充着韦伯的理论。韦伯的官僚制范式，迄今还在主宰着世界。在从“独白”到“对话”中，我们得知：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理论中，真正能够对官僚制形成挑战的理论来自德国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在语言哲学中属于“独白”，交往理性所强调的“对话”，有可能突破官僚制的层级结构。而一旦层级结构不复存在，就会对官僚制范式形成解构。笔者认为，官僚制不管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转型期的中国，都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那些对官僚制细枝末节的批判和摒弃，包括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内，都无法动摇官僚制的根基。在一种真正能够从本质上动摇官僚制的理论出现之前，官僚制仍是最好且最有效的组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