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发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不少我国上市公司已在不断寻求新的成长和提高。国内进行兼并重组的公司数量始终保持增长态势,其收购数额也是大幅度地上升。在此之中以轻资产作为公司主体价值的文化传媒行业并购活动也十分活跃。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文化传媒企业为了可以绑定资源实现整合效应,尽快扩充自身盈利的模式与手段。再加上被并购方会承诺较高的业绩承诺,因此并购方都很有意愿在并购之时支付很高的价格去收购对方。但是由于文化传媒行业被并购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普遍较低,使得高溢价收购时会确认大额商誉。而我国采用的是商誉减值测试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倘若在后期公司没有很妥当地对高额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就会产生很大的风险与隐患。本文以中国文化传媒行业的龙头企业华谊兄弟的整个收购过程以及后续对于商誉的处理为切入点,详尽分析了华谊兄弟收购银汉科技、东阳浩茫、东阳美拉、浙江常升和华宇讯科技这五家公司的整个过程,并对每一家被并购公司的情况、收购情况、业绩承诺情况、商誉初始与后续处理等情况做出了统计整理。针对这几家公司,分析了华谊兄弟在初始计量以及后续计量时的依据。之后对比了华谊兄弟采用摊销法与减值法两种方法下财务数据的差异,以及商誉计提大额减值准备对华谊股价的冲击,又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商誉减值后华谊的短期绩效。其次分析了华谊兄弟并购时产生高溢价商誉,和后续商誉处理时不合理计提减值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上文对问题的分析分别针对监管机构、公司本身和准则层面提出相应的建议。并得出本文结论:商誉初始确认时不宜确认过高商誉,后续处理时应当及时准确地确认应减值金额并妥善披露。针对整个的商誉处理过程,仅凭管理层一个层面防范是不够的,应当从公司、监管、准则三角度共同防范。本文期望在2018年至今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大规模商誉爆雷的背景下,能够给日后出现的各类企业的重大并购事件提供一定借鉴,也为政府有关监管提供有针对性的监管建议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