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进入活跃期，越来越多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选择流动到较为发达的城市就业。据测算，中国农村流出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例已达到18％。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就业成为中国要素市场变动的一个突出特征。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在城乡劳动要素重新配置的背景下改善其增长绩效?这些都是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建立在劳动力迁移(流动)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理解为两个过程的结合，一是劳动力流动活跃程度的提高，一是劳动力流动对增长发挥效用的机制的改善。上述两个方面都受到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本文的分析框架由以下几部分构成：首先分别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包括市场性因素和制度性的因素的，然后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贡献，最后得到以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上，包括外来劳动力就业制度、社会保障改革、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培训等。　　 这里作为分析对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到城市中就业，而且这种流出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间的要素交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有限性、有效性和循环性的特征。　　 在劳动力流动的基本影响变量中：在城镇所赚取的收入与城镇生活成本之差越大，越是能够吸引劳动力流出；农村收入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率正相关，体现了当期劳动力流动率函数反映范围之外的农村收入积累对于流动能力的支持；城镇定居成本和城镇生活成本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出越不活跃，而且生活成本的负向作用要强于定居成本。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循环迁移”性--在城镇定居者是其中小部分；一些变量引发了本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率时间趋势的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活跃程度正处于上升通道中，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收敛性。　　 本文特别关注市场分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市场分割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中国农村劳动流动的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特征概括为收入歧视型分割和人力资本型分割。收入歧视型分割和人力资本型分割的改善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收入歧视型分割改善越是迅速：人力资本型分割对农村劳动力流出的负向作用也越小；而且市场性变量中除了城镇定居成本以外，其他货币化因素的影响作用增强。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增长绩效的作用机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配置机制、人力资本机制和收入机制。其中配置效应和收入提高的增长效应显得更为直接和有效。随着劳动力市场改善程度的提高和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配置效应也逐渐增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城市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提高。收入机制是指流出使一些农村家庭获得了收入增量，增加的收入通过转化为自主性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以拉姆齐模型为基础，本文构造了收入增量与产出增量关系系数，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收入机制向经济增长施加的影响主要受到流动劳动力收入的身份差异系数、农村边际消费倾向、农村的人口参与率和农村家庭出借资本利率。通过带入相关的数据发现收入机制具有提高的趋势，但也需要一些政策改进。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还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关的人力资本积累分为一般型人力资本、一般技能型人力资本、专用技能型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流动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还需要提高，尤其是流动过程中涉及的人力资本增进较为有限。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正向的作用，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与收入提高相联系的农村家庭教育投入具有临界性特征，对于一些没有达到临界值的家庭而言教育投入预期效果有限；流动过程中由于所处职业的关系，技能的提高通常没有与先进的技术产生密切的联系；专用型技能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还受到农村劳动力持续性流动政策和农村工业化发展情况的影响。上述人力资本增进效应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流动劳动力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受教育程度)较低，即人力资本分割方面的原因。因此最可行的相关措施是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劳动力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　　 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人均产出具有正效应，这种正效应具有动态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尽管这种趋势是发生在微小百分比上的。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增进机制较弱，以及这样的劳动力流动没有同产业升级和集约型的生产方式联系。　　 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设想，并对一些已经实施的措施进行评价。这些政策设想包括城市外来劳动力就业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机制改革、农村教育质量改革和劳动者的培训机制改革以及推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这些都是政策体系可以直接作用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