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中华民国制宪史与宪政体制变迁过程的梳理,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的分析,来探求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变迁的内在理路与制度原意。从政权模式来看,民国宪政体制设计是围绕着三权分立与五权分立两种模式变迁的。从变迁脉络来看,民国宪政体制设计是从民初的三权分立,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五权分立,再到对五权分立的改造。这种变迁,与政治精英所抱持的制度决定论观念有关,受西方政治思潮所鼓荡。同时,革命行动的追逐,使其得以实现。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西方三权分立政制模式开始向中国移植。在三权分立模式下,实行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是当时中国人必须做出抉择的一个二选一问题。《临时约法》确立了责任内阁制,并锁定了以后宪政体制变迁的基本路径。《临时约法》塑造的责任内阁制,与西方议会内阁制有很大不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总统有权,并非国家表面之形式,这主要体现在总统拥有内阁的人事任免权上。其次,就是强调内阁对大总统权力的制约,这体现在对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的规定上。第三,就是内阁替大总统对议会负责,保其安全。这种设计为《天坛宪草》、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秉承。其原因在于受历史现实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制约。此外,从微观看,民国宪政体制的变迁又与制宪模式息息相关,它直接主导了政制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