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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解决“谁来种田、如何种田”的大背景下,一支运用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和先进实用技术,专业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经营的职业化经营管理群体——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应运而生。农业职业经理人主要依托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实体,其诞生和发展有效缓解了农业粗放经营、增长后劲乏力等难题,而且对于推动农地使用权制度改革、农业现代化进程等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随着成都全市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不断壮大,很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也较早引入了农业职业经理人,但是农业职业经理人经营业绩却存在很大差异。已有研究发现,农业职业经理人的经营决策行为会影响所在组织的绩效,且其经营决策行为要受制于个人的经历、从业动机、组织治理结构等多种因素,而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决策行为集中表现为其在从业组织拥有的权力。那么,农业职业经理人权力如何测度?不同类型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的权力是否存在差异?是否会影响其所在组织的绩效?如是,对其所在组织绩效的影响有多大?这些成为了本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控制权理论,首先采用文献检索法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明确了研究主题;其次,运用问卷法对成都市青白江区、蒲江县、金堂县、崇州市、邛崃市5个区/县/市的农业职业经理人进行实地调研并获得了一手资料和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进一步分析、测度了农业职业经理人权力和其所在组织的绩效;接着,借助计量分析软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农业职业经理人权力与其所在组织的绩效的相关性,并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两者的关系;最后,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绝大多数农业职业经理人拥有所有制权力和组织权力,便于农业职业经理人行使自身职权、参与所在组织重大决策,农业职业经理人权力等级主要集中在“中等”水平,对风险持追求态度、就职于“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年龄在30-50岁的农业经理人权力等级为“高”的占比更高。②农业职业经理人所在组织绩效个体差异较大,五个区/市/县的绩效总和与均值从大到小的排序均是:邛崃市、崇州市、青白江区、金堂县和蒲江县;依照组织性质划分来看,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综合得分最高,接着依次是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与“其他”。③农业职业经理人权力会显著正向影响其所在组织的绩效,但继续细分农业职业经理人权力等级,构建模型分析发现权力等级为“低”和“高”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的权力都会负向影响组织的绩效,而权力等级为“中等”的则是正向影响组织的绩效,同时,“成员参与组织日常活动的程度”“是否建设有农产品品牌”都会显著影响农业职业经理人所在组织的绩效。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①完善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育机制;②建立健全农业职业经理人考核机制;③完善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机制。
本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控制权理论,首先采用文献检索法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明确了研究主题;其次,运用问卷法对成都市青白江区、蒲江县、金堂县、崇州市、邛崃市5个区/县/市的农业职业经理人进行实地调研并获得了一手资料和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进一步分析、测度了农业职业经理人权力和其所在组织的绩效;接着,借助计量分析软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农业职业经理人权力与其所在组织的绩效的相关性,并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两者的关系;最后,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绝大多数农业职业经理人拥有所有制权力和组织权力,便于农业职业经理人行使自身职权、参与所在组织重大决策,农业职业经理人权力等级主要集中在“中等”水平,对风险持追求态度、就职于“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年龄在30-50岁的农业经理人权力等级为“高”的占比更高。②农业职业经理人所在组织绩效个体差异较大,五个区/市/县的绩效总和与均值从大到小的排序均是:邛崃市、崇州市、青白江区、金堂县和蒲江县;依照组织性质划分来看,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综合得分最高,接着依次是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与“其他”。③农业职业经理人权力会显著正向影响其所在组织的绩效,但继续细分农业职业经理人权力等级,构建模型分析发现权力等级为“低”和“高”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的权力都会负向影响组织的绩效,而权力等级为“中等”的则是正向影响组织的绩效,同时,“成员参与组织日常活动的程度”“是否建设有农产品品牌”都会显著影响农业职业经理人所在组织的绩效。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①完善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育机制;②建立健全农业职业经理人考核机制;③完善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