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期的问责风暴拉开了我国官员问责的历史大幕,开启了我国长达十几年的对问责制的研究和探索。而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在抗击疫情的背景下我国再次掀起了一场问责风暴。与之前的问责风暴相比,此次的问责实践不管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自非典疫情以来,我国官员问责制经过多年的发展也逐渐成熟。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再次为我国官员问责提供了新的实践空间和研究场域。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对新冠疫情背景下官员问责实践进行一个深入的研究。本文以官员问责为研究对象,以新冠疫情为实践场域,首先通过对自非典以来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发展历程的梳理,发现我国当前官员问责制实际已经逐渐走向制度化和全面化。然后,通过对新冠疫情时期我国官员问责的具体实践的透析,发现官员问责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在具体实践层面,我国现阶段官员问责更加强调党政同责理念,突出对党委领导而不是行政首长的责任追究;另一方面,在疫情特殊场景下官员问责呈现问责风暴和常态化问责两种机制共存并相互转化的局面,同时公民问责正在倒逼官员问责的进行。接着,基于当前官员问责制为何能助推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思考,笔者分析得出了官员问责之所以能对新冠疫情防控中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发挥出了官员问责在约束官员行为,激励官员担当;释放政治压力,回应社会舆论;以问责风暴压缩官员避责空间三个方面的功效这一结论。最后,从社会现实入手,分析了官员问责制在问责实践存在的问责泛化、简单化、异体问责缺位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从制度和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当前官员问责制完善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