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算作为管理会计的重要内容,是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就在于通过一系列分配、考核、调控、评价的方法和程序,达到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高经营效益的目的。但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预算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诸多问题。现代企业两权分离使得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从而产生代理问题,由于自利动机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代理人可能会实施预算机会主义行为,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偷懒、不尽全力、得过且过,即预算卸责。预算卸责严重削弱了预算的计划、控制和考评功能,必然会导致企业资源的浪费,降低企业经营效率,损害股东长远利益。因此,如何有效地抑制预算卸责成为学者们关心的话题。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有关媒体关注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媒体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和报道扮演着公司外部治理的角色,在资本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媒体作为信息中介,通过对上市公司信息的搜集、整理和报道,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使市场参与者可以便捷地获取更多的信息,降低了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其次,媒体通过声誉机制影响上市公司及其管理者的声誉,进而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往对预算卸责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内部治理机制,本文以外部治理机制为研究视角,分析媒体关注度能否抑制预算卸责,以及在不同的市场化进程下,媒体关注度对预算卸责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以2014年至2016年我国沪深A股披露预算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市场化进程、媒体关注度与预算卸责之间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媒体关注度越高,管理者预算卸责水平越低,二者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在市场化进程低的省份,媒体关注度对预算卸责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即市场化进程与媒体关注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本文的建议有: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强媒体方面的立法,明确媒体舆论监督的法律地位,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权,并逐步减少对媒体行业的行政干预;其次,媒体行业需要提升自身公信力,加强媒体人职业道德修养,同时应与时俱进,利用互联网技术,不断丰富媒体报道的形式和渠道;最后,应不断完善公司预算管理制度,强化上市公司预算信息披露体系建设,制定明确合理的预算目标,并拟定切实可行的预算执行方案,以保证预算目标能够顺利实现。